回城1983：追梦与追夫

办公室的门合上后，寂静持续了几秒。

李主任坐回椅子，手指敲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响声。他看了看桌上那叠外汇券，又看向林晓梅。“明天下午五点前，带罚款和单位证明来。过期，或者耍花样，”他顿了顿，“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

林晓梅喉咙发紧，勉强挤出声音：“知道了。”

走出那栋灰色楼房，晚风一吹，她才发觉后背的衬衫湿透了，黏在皮肤上。罚款的数额在脑子里反复跳动，比她预想的还要多。单位证明？棉纺厂知道她私下倒卖外汇券，别说证明，工作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

她沿着街道慢慢走，路灯把影子拉长又缩短。赵建国那张平静无波的脸，总在眼前晃。他说话的语气，看她的眼神，跟处理一件公文没区别。

心口某个地方，细细密密地疼起来。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一种缓慢的、弥漫开的钝痛。

她想起1977年冬天，队里仓库丢了一袋玉米种。有人举报，说看见林晓梅在仓库附近转悠。民兵把她叫去问话，语气严厉。她百口莫辩，急得掉眼泪。是赵建国站了出来，说那天后半夜他跟林晓梅在一起，研究农技书，能互相作证。为此，他背了个“男女作风不检点”的嫌疑，被罚多挑了半个月的河泥。晚上下工，肩膀磨得血红，他却对她笑笑：“没事，一袋种子，总不能冤枉你。”

那时的他，会为她扛下所有。

现在的他，隔着办公桌，用最规范的言辞，敲定了对她的处罚。

她停下脚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外滩。黄浦江的水腥气混在风里，对岸的灯火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繁华很近，又很远。她抱着胳膊，觉得冷。

回到阁楼，母亲已经睡了，咳嗽声暂时平息。林晓梅坐在床边，看着铁皮盒子，没有打开。她需要钱，很多钱。工作可能没了，罚款必须交，母亲的药不能停。

深圳。王小芬信里写的那个词，忽然变得具体起来。那里有机会，或许，也有……他。

第二天，她向车间请了假，说母亲病重。组长瞥她一眼，没多问，只在考勤本上记了一笔。林晓梅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宽容。

她卖掉了几件像样的衣服，凑了一部分罚款。剩下的，是个大窟窿。

下午，她提前到了稽查办公室楼下。没进去，站在街对面梧桐树的阴影里等着。四点五十分，那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来，停下。司机下来开门，陈先生先出来，接着是赵建国。他手里拿着皮质公文包，正侧头听陈先生说话，偶尔点头。

两人进了楼。林晓梅又等了一会儿，才穿过马路。

李主任看到她，倒是准时。他清点了钞票，眉头皱着：“单位证明呢？”

林晓梅低下头：“主任，我……厂里最近忙，证明还在开。能不能先交罚款？证明我过两天一定补上。”她声音发虚。

李主任哼了一声，正要说话，门被敲响。进来的是赵建国，独自一人。

“李主任，陈先生有份文件忘在您这儿了。”他语气客气，目光扫过林晓梅，没有任何停顿，仿佛昨天没见过她。

“哦，是这份吧？”李主任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

“对，谢谢。”赵建国接过，转身要走。

“赵助理，”李主任叫住他，指了指林晓梅，“这位女同志，罚款交了，单位证明没带来。您看？”

赵建国停下脚步，看向林晓梅。他的眼神像尺，量着她的窘迫。“规定需要证明。”他对李主任说，然后又转向她，公事公办的口吻：“同志，请按规定办事。缺少材料，罚款不能算完结，事情也没法了结。”

林晓梅手指蜷缩起来。她迎上他的目光，试图从那片深潭里找到一点熟悉的波动。“我……真的会补上。我母亲病了，急需用钱，那些外汇券……”

“你的私人情况，与违反金融管理规定是两回事。”他打断她，话语清晰，不留余地，“李主任依法处理，没有问题。”说完，他对李主任微微颔首，拉开门走了出去。

脚步声在走廊里干脆地远去。

李主任摊摊手：“你看，赵助理也这么说。明天，带证明来。不然，我只能按流程往上报了。”

林晓梅不知道自己怎么离开的。她站在街上，阳光刺眼。赵建国最后那句话，在耳边反复回响。“两回事”。他把过去和现在，分得清清楚楚。

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邮电局，给王小芬打了个长途电话。信号不好，断断续续。

“小芬，你上次说……深圳那边，好找活吗？”

“晓梅？你想来？好啊！这里缺人，厂子多，店铺也多，就是累。”

“累不怕。”林晓梅吸了口气，“我可能……最近就过去。”

“真的？那太好了！来了住我这儿，挤挤就行！”

挂断电话，林晓梅觉得有了点方向，但心口那块空洞，更大了。她决定再去一次赵建国可能出现的地方。不是求情，她只是想……再看看。或许，能找到一点解释，一点他如此冷漠的理由。

通过王小芬辗转打听到，陈先生和赵建国他们常去一家新开的宾馆，叫“春风阁”，据说有港资背景，是谈生意的地方。

林晓梅换上了最好的一件衬衫，洗了脸，把头发梳整齐。镜子里的女人，眼神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带着破釜沉舟的微光。

春风阁宾馆比她想象的气派。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头顶挂着水晶吊灯。她局促地站在大堂角落，看着衣着光鲜的人们进进出出。空气里有香水味，还有某种陌生的、跃动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