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面的医生，三年前就已经离职了。”

“而这张诊断书的日期，是上个月。”

走廊里的气氛一下变了。

杜琳伸手想把诊断书拿回来，被主治医生避开了。

社区工作人员严肃地问她，材料究竟从哪里取得。

杜琳先说是托朋友调的档案，随后又改口，说可能是打印店弄错了日期。

两个说法前后矛盾。

那名负责评估的女人表明身份。

她是社区合作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只负责初步认知筛查。

杜琳告诉她，我已经被医院确诊为老年痴呆，所以她才同意过来。

如今诊断书存在明显问题，评估必须立刻终止。

主治医生用医院内网查询后确认，我去年只做过膝关节检查，从未挂过神经内科。

所谓的诊断记录，根本不存在。

二姐当即报了警。

杜琳慌了，拉住社区工作人员，反复说自己只是担心母亲。

我坐在长椅上，冷静地看着她。

“担心我，所以伪造病历？”

“还是担心我有能力把钱拿回来？”

她脸色惨白，低声求我不要把事情闹大。

这句话，正是从前她最常用来压我的。

我没有回应。

民警来到医院，将相关人员分开询问。

杜琳最终承认，诊断书是她花八百元找人制作的。

她本想先用这份材料申请社区介入，再以我认知能力下降为由，阻止我处分房产。

至于制作材料的人，她只说是在网上认识的。

民警将诊断书带走，要求她配合后续调查。

她离开前一直回头看我。

那眼神里没有愧疚，只有怨恨。

下午，大哥和嫂子赶到医院。

他们带来了家族群里的完整聊天截图。

杜琳见伪造诊断书的事瞒不住，已经在群里改了说法。

她声称自己长期遭受我的经济控制。

每个月七千元并非我主动帮助，而是我要求参与他们家庭生活的条件。

她还说，我住院后被二姐软禁，手机和房产证都被亲戚扣押。

大哥看不下去，在群里发出我这些年的转账总额。

首付二十万，装修八万，房贷三十三万六千元。

不算月子中心、买车和日常开销，已经超过六十万元。

群里彻底安静了。

先前劝我大度的几个晚辈纷纷删除消息。

秦浩的姐姐私下联系大哥，说生日宴当天的菜和礼物全是我准备的。

她还证明杜琳不但没有买蛋糕，还要求我离开前收拾厨房。

大哥把这些证言一并保存下来。

我依旧没有回家族群。

退出的地方，我不准备再进去。

当天傍晚，律师带来一个新消息。

根据资金用途确认书，二十万元虽然三个月后才到期，但杜琳近期销毁材料、伪造病历，并私自进入我的住处，已经表现出逃避债务和转移财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