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柔刚才抽血吓坏了，你过去好好跟她道个歉，昨晚的事就算翻篇了。”

看到我，我妈立刻沉下了脸：“磨磨蹭蹭到现在才来！你妹妹刚才抽血多遭罪你知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点做姐姐的样子，还不赶紧过来给你妹妹赔不是！”

“妈，别这么说姐姐。”顾柔坐在轮椅上，红着眼眶看向我，“姐姐能来我就很高兴了。姐姐，昨晚是我不好，我不该……”

“你有什么错！错的是她！”我爸打断顾柔，不耐烦地训斥我，“行了，既然人来了，赶紧推你妹妹去停车场，别让她在这风口里吹着！”

我看着他们理所当然的嘴脸，一点点将手从周砚的掌心抽了出来。

“我不是来道歉的，更没空去推轮椅。”我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们，“你们自己推吧。”

说完，我没有理会他们错愕的神情，直接转过身，径直走向了走廊尽头的办公室。

那里是深海项目组专门设立在三甲医院的内部心理评估室。

评估医生递给我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心理测试量表，在核对完所有基础信息后，她问了我最后一个例行问题。

“顾研究员，深海封闭环境长达十年。这期间即使家属有重大变故，你也无法擅自离开基地，私人消息也需要经过保密渠道审核后才能转达。”

“你的家庭关系是否处理妥当？是否有强烈的牵挂可能导致心理崩溃？”

我拿起笔，在“家庭关系评估”那一栏，平静地勾选了“无羁绊”。

“处理妥当了。”我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轻声说：“我没有任何牵挂。”

自从我在医院拒绝了推轮椅，我爸妈和周砚都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

接下来这三个月，他们默契地对我采取了冷暴力。

以为只要晾着我，我这个习惯了讨好的人迟早会像过去无数次那样，自己低头认错。

但我没有认错，只是安静地按部就班移交工作。

直到我和周砚的结婚纪念日这天，研究院以“阶段性科研成果”为名，为我办了一场内部表彰会。

真正的调令内容不能公开，连表彰词都被删改得含糊。

可导师还是说，希望我能留一张和家属的合影。

那天早上，我给周砚发了一条消息：“周砚，今天研究院为我举办表彰会。邀请家属一起拍照，你有空来吗？”

过了几分钟，我又补了一句：“拍一张照就行，不会耽误你太久。”

我并不是指望他能爱我。我只是想在离开前，再给这段婚姻最后一次体面收尾的机会。如果他来了，我会把离开的事告诉他。

如果他不来，那也没有关系。

消息石沉大海。我在表彰会的礼堂外等了整整四十分钟，给周砚打了十几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