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区里的共谋者

我的头开始剧痛，像有铁钳在挤压颅骨。我打开抽屉，找到药瓶，手抖得倒不出药片。最终两颗白色药丸滚入手心，**吞下去，靠在椅背上等待药效。

疼痛缓解时，冷汗已经浸透衬衫。

下午的来访者取消了预约。我在诊所待到黄昏，整理所有线索：

有人或组织在系统性地制造我的记忆矛盾。

可能与沈静和“记忆矫正中心”有关。

吴涛是知情者或受害者，已失踪。

至少还有一名女性受害者(便利店出现的女人)。

游戏规则：每晚一个问题，回答错误会导致空间位移。

但目的何在?如果只是报复，太复杂了。如果是实验，为什么选我?

除非……我曾经是实验的一部分。

这个想法让我僵住。

大学时期，我参加过心理学实验赚零花钱。大多数是简单的问卷或行为测试。但有一次，报酬异常高：连续十天，每天两小时，测试“新型记忆增强技术”。我签了保密协议，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戴着头戴设备，看一些图像和单词。

主办方是“神经认知研究所”，负责人是……沈静。

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

我想起来了。大二下学期，我报名参加了那个实验。周正也报了名，但他没被选中，因为要求“无神经系统疾病史”，周正小时候有轻微癫痫，已治愈。

实验在校园外的一栋灰色建筑里进行。房间里隔音很好，只有一张椅子，一个屏幕，一个头盔。沈静当时三十多岁，比现在年轻，但眼神一样锐利。

她解释说，实验是通过经颅磁**和图像联想，增强特定记忆的清晰度。我作为被试，需要先提供一段个人记忆作为“锚点”，然后每天接受**，看记忆是否变得更生动。

我提供的记忆是七岁摔伤膝盖。

十天实验，每天结束后我都有些头晕，但没在意。第十天，沈静问我：“现在回忆起摔伤的场景，是左膝还是右膝?”

我毫不犹豫：“左膝。”

她微笑：“很好。实验结束。记住，这是一个关于记忆增强的研究，你签署了保密协议，请不要对任何人提及细节，包括你的朋友。”

我答应了。拿到了一笔可观的报酬，请周正和室友吃了顿大餐。

之后，我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天。

但如果实验的真正目的不是增强记忆，而是修改呢?

如果我提供的“锚点记忆”被篡改了，从右膝改成了左膝?

那么我这些年的记忆，有多少是真实的?

我颤抖着打开电脑，搜索“神经认知研究所”。没有结果。可能早已解散或改名。

窗外的天空变成深紫色，城市灯火渐次亮起。我该回家了，面对第二个问题。

但答案是什么?

如果我大学最好的朋友不是周正，那是谁?

或者，问题不是在问“谁”，而是在问“什么”——最好的朋友是什么?信任?忠诚?还是别的?

手机响起，是陌生号码。

我接听，对方不说话，只有呼吸声。

“你是谁?”我问。

呼吸声继续，然后，一个经过处理的声音说：“镜子测试。今晚，看着镜子，问自己：你是谁?”

电话挂断。

我看着黑掉的屏幕，然后缓缓抬头，看向诊所墙上的装饰镜。

镜中的男人面色苍白，眼下有青黑，眼神里满是困惑和恐惧。

我走近镜子，几乎贴上玻璃。

“你是谁?”我低声问。

镜中的嘴唇同步翕动。

但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诡异的疏离感：好像镜子里的是另一个人，只是在模仿我的动作。

我后退一步，闭上眼睛。

游戏设计者要的不是答案。

他们要的是怀疑，彻底的、根深蒂固的怀疑。

对世界，对他人，对自己。

我离开诊所时，天色已黑。街道上人来人往，情侣牵手，朋友嬉笑，孩子奔跑。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记忆里，相信那就是全部真相。

但如果记忆可以被编辑，如果过去可以被重写，那我们此刻的存在，是基于什么?

回家的地铁上，我给周正发了条长信息，讲述了我想起的实验。

他很快回复：“明天我去查这个研究所。今晚小心。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你是我认识十五年的许青阳，这一点不会因为任何记忆游戏改变。”

这句话像锚，在翻腾的疑虑中稳住了我一点。

到家后，我照常做饭、吃饭、洗澡。晚上十一点，我坐在床上，打开笔记本电脑，等待邮件。

十一点十分，邮件来了。

“时间到。第二个问题：你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是谁?你的答案?”

我打字：“周正。”

发送。

十秒后，新邮件：“错误。”

我盯着这个词，心脏下沉。

然后卧室的灯灭了。

不是跳闸，是整个小区的电都停了。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远处主干道上的路灯还亮着。

我坐在黑暗里，等待。

但这次，我没有失去意识。

我听到了声音。

从客厅传来的，细微的摩擦声，像有人在轻轻走动。

我屏住呼吸，摸向床头柜里的防身喷雾——那是离婚后林雨塞给我的，一直没用过。

摩擦声停了。

然后是敲门声。不是大门，是卧室门。

缓慢，规律，三下。

我握紧喷雾，赤脚下床，走到门边。从门缝下看，客厅没有光。

“谁?”我问。

没有回答。

我握住门把手，冰凉。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门。

客厅空无一人。

但茶几上，多了一样东西。

一个相框，面朝下放着。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走近，翻转相框。

照片里是大学寝室合影，我、周正、另外两个室友。但周正的脸被涂黑了，用红色的马克笔。

照片背面有新写的字：“有时候，最好的朋友是最大的盲点。”

我的手开始颤抖。

这不是外部入侵。

有人一直在这间公寓里。

也许，现在还在这里。

我转身，手电筒光扫过客厅每个角落：沙发后，窗帘旁，餐桌下。

然后，光停在了阳台玻璃门上。

门上用红色颜料写着两个字，在黑暗中像血：

“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