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霖拉开车门，对司机说：“回家。”

车驶过城市灯火，他靠在座椅上闭眼，脑海里却反复浮现我站在乔家客厅里说“我不嫁了”时的眼神——

那里面没有眼泪，只有一种烧了很久终于烧到尽头的灰烬。

灰烬是冷的，但冷得让人心慌。

我在佛罗伦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周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

“你的天分比我想的还要好。”周教授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推给我，“威尼斯那边有一个项目，修复十六世纪教堂的天顶壁画，带队的是卡罗·贝尼尼。”

我差点没拿稳杯子。

卡罗·贝尼尼，欧洲修复界排前三的大师，我学艺术修复的入门教材里三分之一都是他的案例。

“贝尼尼大师愿意带我？”

周教授笑了：“我告诉他，我收了个关门弟子，天赋比我想象的还高，他非要看看。别给我丢人。”

“如果他真的看重你，你做他的学生，将来在这条路上，会走得更远。”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那种光，和我在迟霖面前永远收敛着的、小心翼翼的讨好，截然不同。

我当天就跟着林叙去了威尼斯。

项目组六个人，除了我和林叙，其他四位都是欧洲修复界的资深从业者，履历闪闪发光。

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个“金融本科转行”的。

但我握笔的时候，没有人看得出来我是半路出家。

贝尼尼是个七十岁的意大利老头，头发全白了，脾气像雷暴，第一天就把一个跟了三年的学生骂哭了。

我修复一小块圣母衣袍的群青色层时，贝尼尼在我身后站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句：“你以前受过什么伤？”

我一愣：“什么？”

“你的手感有克制。”贝尼尼用蹩脚的英文说，“太克制的修复者是受过伤的——你怕把东西弄坏，更怕把东西修好了之后，它不属于你。”

我握笔的手微微一顿。

贝尼尼没再多问，拍了拍我的肩就走了。

林叙从旁边递过一杯水，看着我：“教授很少夸人。”

我接过水杯：“他夸我了吗？”

“他问了你的伤。”林叙说，“那是他夸人的方式。”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小块群青色层，圣母的衣袍正在我指尖一点点复原。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手是有用的——

不是帮别人端茶倒水、整理文件、记备忘录的那种“有用”，而是能把一件破碎的东西重新拼回完整的“有用”。

晚上收工，我爬上教堂隔壁的民宿天台，躺在躺椅上看星星。

威尼斯的星空比佛罗伦萨更亮，因为水面反光。

我想起那个夜晚，我坐在乔家花园的长椅上，脚底渗着血，凝着天上稀稀落落的星星对自己说“我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