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演唱会你会来吗？

一程砚白第一次注意到宋眠，不是在大学礼堂的后台，而是在食堂。那天他端着餐盘找位置，

靠窗那一排坐满了人，只有一个女生对面空着。他走过去，把餐盘放在桌上，坐下来。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吃。她吃得很慢，米饭一粒一粒地夹，

菜叶一片一片地咬，像在数数。餐盘里的红烧肉她没动，挑到一边，堆成一堆。

程砚白吃完了，她还在吃。他站起来，端着餐盘走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你不吃肥肉？”她抬头，愣了一下。“不吃。”“那你为什么打红烧肉？

”“因为别的菜更不好吃。”他笑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笑。她没笑，

低下头继续吃。他端着餐盘走了，把餐盘放到回收处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吃，

还在数米粒。窗口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发尾分叉了，

像一把用旧了的扫帚。二第二次见到她，是在教学楼走廊。她抱着一摞书，

从图书馆方向走过来。书很重，最上面那本往下滑，她用下巴顶住，顶不住，书掉了。

散了一地。程砚白蹲下来帮她捡。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厚得像砖头，他捡起来递给她。

她说谢谢，把书摞好，这次她把最重的放在最下面，最轻的放在上面。他看着她，

觉得她做事有章法。“你是中文系的？”“嗯。”“大一？”“大二了。”他愣了一下。

他一直以为她大一。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脸上没有妆，素得像一张白纸。

白纸上面没写字，但你能感觉到，写字的笔已经在旁边等着了。“你呢？”她问。“音乐系。

大四。”“哦。”她抱着书走了。他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书重，

是她本来就慢。她走路慢，吃饭慢，说话慢。她的慢不是故意，是天生的。天生慢的人，

容易被人超过，被人落下，被人忘记。但程砚白记住了。不知道为什么，

他记住了她抱书的姿势，下巴顶着书脊，脖子微微前倾，像一只探头的乌龟。不优雅，

但真实。三第三次见面，是学校礼堂的演出。他是吉他社社长，负责暖场。

她在学生会帮忙布置场地，搬着一箱矿泉水从后台入口走进来。箱子太重，她走两步歇一步，

额头上全是汗，鼻尖上也挂着汗珠。她走到舞台旁边，把箱子放在地上，蹲下来喘气。

程砚白正在调音，吉他插着线，音箱嗡嗡响。他放下吉他走过去，把箱子搬起来，

放到舞台另一侧的角落里。她跟过来，手里还攥着塑料提手——提手断了，

她攥着一小截白色塑料，不知道该往哪扔。他伸手说“给我”，

她把那一小截塑料放在他手心里。塑料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温热的。“你是哪个系的？

”他问。“中文系。大二。”“叫什么？”“宋眠。你呢？”“程砚白。音乐系，大四。

”她点了点头，把手**口袋里。他看到她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塞了很多东西。

他后来才知道，她有个习惯——不扔东西。

电影票根、奶茶杯盖上的贴纸、断了的发绳、掉了扣子、写废了的信封。

她把所有东西都留着，塞进口袋里，塞进抽屉里，塞进床底下的纸箱里。她留着一切，

因为她说“丢了就没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他把那一小截塑料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她看到了，没说话，转身走了。四那场演出他唱了三首歌。第一首是原创，写的是毕业分离，

歌词里有“你说风会带走我们的名字，我说风也会带来新的”。第二首是翻唱，老歌，

唱到一半吉他弦断了。台下有人起哄，他不慌不忙换了备用吉他，接着唱。第三首是即兴，

他临时改了主意，把一首快歌唱成了慢版。台下安静了，没人说话，没人鼓掌，都在听。

唱完他鞠躬，灯光暗了。宋眠站在后台入口，手里拿着节目单，节目单被她攥得皱巴巴的。

她没鼓掌，没说话，只是看着他。他走下台，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

她忽然说了一句“第三首比前两首好”。他停下来，回头看她。“前两首你在唱给别人听，

第三首你在唱给自己听。”他愣住了。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他的指导老师没说过，

他的同学没说过，他的前女友也没说过。所有人都在夸他的技巧，他的音准，他的台风。

没有人说“你在唱给自己听”。他看着她，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皱巴巴的节目单，

用手指把边角抹平，抹不平，折痕太深了。“你是学音乐的吗？”他问。“中文系。

我说过了。”“中文系的人，耳朵这么好？”“不是耳朵好。是听得多。”她说完，

把节目单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口袋里。转身走了。他站在后台，吉他挂在身上，

音箱还在嗡嗡响。他低下头，看到自己的鞋带散了，蹲下来系，系完站起来，她已经不见了。

五演出结束后，他在礼堂门口抽烟。不会抽，呛得直咳嗽，但他还是抽。

烟是旁边乐队的人给的，说“解压”。他抽了两口，没觉得解压，只觉得头晕。

宋眠背着书包走出来，看到他在抽烟，皱了皱眉。她把书包带子往上提了提，走过来，

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他手心里。糖是橘子味的，糖纸是橙色的，上面印着一颗橘子，

橘子瓣是黄色的，叶子是绿色的。“抽烟不好。吃糖。”他看了看手里的糖，又看了看她。

她的脸很白，嘴唇没有颜色，像一张没被写过的新纸。风从东边吹过来，

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用手拨开，露出耳朵。耳朵很小，耳垂上没有耳洞，干干净净的。

“你为什么不吃？”他问。“我不爱吃甜的。”“那你为什么带着糖？”“给别人吃。

给别人吃，比给自己吃开心。”她把糖给他之后，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程砚白。”“嗯。”“你第三首歌，叫什么名字？”“还没名字。”“那你给它取一个。

”“你来取。”她想了想，歪着头，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在默念什么。

然后她说：“叫‘她来听我的演唱会’。”“谁是她？”“听歌的人。”她走了。

这次没有回头。他站在礼堂门口，把烟掐灭了，烟头扔进垃圾桶。垃圾桶是铁的，盖子没了，

烟头落在桶底，嘶的一声，灭了。他剥开那颗橘子味的糖，塞进嘴里。糖很甜，甜得发腻，

甜得他皱眉头。他皱着眉咽了。糖纸没扔，折了两折，放进口袋里。

和那一小截白色塑料放在一起。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像她的口袋一样。六他把那首歌写完了。

谱子改了七遍，歌词改了十几遍。原来的歌词写的是“风”和“名字”，他全删了，重新写。

新歌词写的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灯光很亮，台下很暗，看不到观众的脸。但有一束光，

从观众席最后一排打过来，照在他身上。那束光不刺眼，暖暖的，

像有人用手电筒照着你的脸，怕你找不到路。他写的是她。他知道是她。

他写的那个在最后一排听歌的人，就是她。她不是坐在第一排，不是站在最前面，

不是在人群中间。她在最后一排，在角落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但她来了。她来了，

他就能感觉到。那束光不是舞台上的灯，是她看他的眼睛。她看他的时候，他的皮肤会发热，

不是脸，是后背。她坐在他身后，看着他，后背就热了。他把这首歌录了一个小样，

用手机录的，音质很差，背景里有电流声，还有隔壁房间的狗叫。他把小样发给她，

过了很久才收到回复。回复不是文字，是一段语音。他点开，听到她在哼那首歌的旋律，

没有歌词，只是哼。她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隔壁睡觉的人。哼到副歌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然后继续哼。哼完了，语音断了。他听了很多遍。不是听旋律，是听她停的那一下。

那一下很短，不到一秒。但那一秒里，她的呼吸重了一点，像是在忍什么。忍住不哭，

忍住不说，忍住不想。忍住了，继续哼。哼完了，什么也不说。七大四那年，

程砚白签了一家唱片公司。不是大公司，是刚成立的小厂牌，老板是个退了休的乐手，

头发花白，左耳聋了，但听音乐的时候右眼会发光。老板说“你的歌能卖钱”，

程砚白说“我不想卖”。老板说“不卖怎么活”，程砚白说“活着不一定需要钱”。

老板笑了，说“你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签了合同，三年，两张专辑。

他搬到公司附近住，一间很小的出租屋，窗户朝北，没有阳光。屋里铺了隔音棉，灰色的，

一块一块贴在墙上，像医院的吸音板。他买了录音设备，话筒，声卡，监听耳机，

花了攒了两年的钱。设备摆在桌上，线缠在一起，他一根一根理清楚，用扎带绑好。

每天写歌到凌晨，饿了吃泡面，渴了喝白水，困了趴在桌上睡。醒来继续写。写了三个月，

一首满意的都没有。他给宋眠发消息：“写不出来。”她回：“那就别写。

”他说：“不写不行。”她回：“为什么？”他说：“答应了老板。

”她回：“答应了就要做到。”他说：“嗯。”她没再回了。他盯着对话框，等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一个小时。没有新消息。他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写。写了删，删了写。

写到凌晨四点，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脸上压出一道红印，用冷水冲了冲，继续写。

八第一张专辑录制的时候，他请她来听。不是正式邀请，是在消息里提了一句“下周二进棚，

你来不来”。她没回。周二那天，录音棚外面下着雨，他在棚里录了三个小时，唱了十几遍，

嗓子哑了。出来的时候，看到门口的塑料椅子上放着一把湿了的伞。伞是蓝色的，折叠的，

伞柄上缠着一圈胶带，胶带已经发黄了。他认出来了，是她的伞。她来了。没进来，

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走了。伞留下了。他不知道她是忘了还是故意的。他把伞撑开，

晾在阳台上。伞面上的水珠一颗一颗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用手指弹了一下伞面，

水珠飞出去，落在窗台上，像碎了一地的玻璃。他把伞收好，放在门后面。

每次出门看到那把伞，就知道她来过。来过就够了。不需要见面，不需要说话，

不需要坐在他旁边。她来过，那把伞就是证据。专辑发行那天，他寄了一张给她。

没有写收件人名字，只写了“中文系，宋眠”。快递员打电话说“没有收件人电话，

送不到”，他说“放门卫室”。快递员说“丢了不管”，他说“不用管”。

后来她有没有收到，他不知道。她没有告诉他，他也没有问。九第一张专辑卖了三千张。

不多，但够开一场小型的专场演出。场地在城西的Livehouse，能装两百人。

票卖了两百张，来了一百五。他在台上唱了十首歌，最后一首是那首“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唱之前他说“这首歌送给一个中文系的女生”。台下有人起哄，问“谁啊”，他没说。

唱完下台，在休息室卸妆。化妆镜的灯很亮，照得他脸上发白。门被推开了，宋眠站在门口，

手里拿着一瓶水。她把水放在化妆台上，没说话。他转过身，看着她。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卫衣的帽子有抽绳，抽绳的末端磨毛了。她的头发比以前长了，

披在肩膀上，发尾卷着。她的脸还是那么白，嘴唇还是没有颜色。

他注意到她左手无名指上有一圈白印，像是戴过戒指又摘了。“你来了。”他说。“嗯。

”“听到了吗？”“听到了。”“哪首？”“最后一首。”“你喜欢吗？”她没回答。

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鞋是白色的，帆布的，鞋带系得很紧，系了两个蝴蝶结，

蝴蝶结的耳朵一样长。“你为什么不来后台找我？”他问。“怕打扰你。”“你不打扰我。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不到一秒。但那一秒里，她的眼睛红了，没哭。

她把眼泪忍回去了，眨了眨眼，睫毛上沾了一点水光。“我走了。”她说。“我送你。

”“不用。”她走了。门关上了。化妆镜的灯还亮着，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红了。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她来了。她来了，听完了，走了。什么都没说。但说了。她说了。

她说的是“我听到了”。听到了就够了。不需要她说好听，不需要她说喜欢，

不需要她说“我还在听”。她听到了，他唱了。两个人隔着一扇门，一个人唱，一个人听。

门开着，谁也没进来。但门开着。十第二张专辑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不是没灵感，

是不想写。他写的都是离别的歌，唱给走了的人，唱给不在的人，

唱给从对面走过来又擦肩而过的人。他不想再写了。他想写相遇的歌。

但相遇的歌比离别的难写。离别只有一种，相遇有一万种。他不知道选哪一种。

他选了最不可能的那一种——他和她的相遇。他写一个人坐在台上唱歌，一个人站在门口听。

唱的人不知道听的人是谁，听的人不知道唱的人在唱谁。两个人隔着一扇门，门开着，

但谁也没进来。他把这个场景写成了歌，旋律很简单，只有几个音反复循环。歌词很短，

只有四句：“你站在门口，我坐在台上。灯光很亮，我看不到你的脸。但我知道你在，

因为门开着。门开着，风进来了，你也进来了。”他录了小样，发给她。她没回。等了一天，

两天，三天。他给她发消息“收到了吗”。她回“收到了”。他问“好听吗”。她没回。

他又问“不好听吗”。她回了“好听”。然后又说“你别写了”。他问“为什么”。

她回了四个字“你累不累”。他盯着这四个字，盯了很久。累。怎么不累。写歌累，唱歌累，

等人回消息更累。但累了也不能停。停了就断了。断了就接不上了。接不上就没了。

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十一第二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没寄给她。不是不想寄，

是不知道怎么寄。她已经不在学校了。她毕业了，回了老家。他问过她地址，她没回。

他没再问。专辑卖了两千张，比第一张还少。老板说“下一张再卖不好，合同就不续了”。

他说“知道了”。回到出租屋，把隔音棉一块一块揭下来。隔音棉是用双面胶粘的，

撕下来的时候，墙上的白漆被带下来一块一块的，露出里面的水泥。他用白漆刷了一遍，

刷了两遍，刷了三遍。墙白了，但凹凸不平，像一张长了痘的脸。他不在乎了。墙是墙，

歌是歌。墙白了就行了，歌有人听就行了。十二他回了学校。不是去找她，是去散步。

学校的礼堂拆了，盖了新楼。吉他社换了新社长，他不认识。食堂的红烧肉还在，

比以前贵了两块钱。他端着餐盘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窗外有人打篮球，

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吱吱的，篮球砸在篮板上的声音咚咚的。他吃着饭，想起了她。

想起她搬矿泉水箱的样子，走两步歇一步，额头上全是汗。想起她给他糖的样子，橘子味的，

糖纸橙色的。想起她站在后台入口的样子，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节目单。

想起她说“第三首你在唱给自己听”。想起她说“你累不累”。他吃完饭，

把餐盘放到回收处。走到礼堂旧址，新楼还没盖好，脚手架搭着，工人在上面走来走去。

他站在脚手架下面，抬头看着天。天很蓝，云很白，云在天上慢慢地走。他忽然想，

她在哪个云下面？在哪个城市？在哪个窗口？在哪个灯光下？她也在看天吗？也在看云吗？

也在想他吗？不会。她不会想他。她只是听了他的歌，给过他一颗糖，

在他的录音棚门口放过一把伞。这些事很小，小到不值得记住。但他记住了。

他什么都记住了。他记住了她的口袋鼓鼓囊囊的，记住了她攥皱的节目单，

记住了她说“第三首你在唱给自己听”。他记住了，她不知道。十三他回了出租屋，

继续写歌。写了三个月，写了二十几首，一首都没留。全删了。不是不好，是不对。

他写的不是他想写的。他想写她，但写出来的是别人。他想写她走路慢，

写出来的是“时间在慢放”。他想写她吃饭慢，写出来的是“每一粒米都有名字”。

他想写她不爱吃肥肉，写出来的是“脂肪是另一种孤独”。都不对。她不是这些东西。

她是她。她是一个把电影票根留了三年的人，是一个把断了的发绳塞进口袋的人，

是一个在录音棚门口放了一把伞然后悄悄走掉的人。这些事写不进歌里。歌太短，太轻，

太浮。她的重量，歌装不下。十四他给她发了一条消息：“你还在听吗？”她没回。

等了一天，两天，三天。没有回复。他发了一条：“那把伞还在我门后面。你要不要拿回去？

”她没回。他又发了一条：“你不拿，我就扔了。”她回了：“别扔。”他问：“为什么？

”她回：“因为那是我的伞。”他说：“你的伞你不来拿。”她回：“你帮我拿着。

”他拿着。一直拿着。搬家的时候带着，换城市的时候带着，

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伞在门后面，门开着，伞靠着墙。伞柄上的胶带松了，

他换了一条新的，黑色的电工胶带，缠得很紧。伞面褪色了，从蓝色变成灰蓝色。

伞骨还是好的，撑开能挡雨。他没用过。他用它只做一件事——提醒自己，她来过。

十五第二张专辑之后，他没有再出唱片。合同没续，他离开了那家公司。老板请他吃了顿饭，

在路边摊，烤串和啤酒。老板说“你是我签过最有才华的人，也是最不会卖的人”。

程砚白说“我知道”。老板说“才华不能当饭吃”，程砚白说“我知道”。

老板说“那你以后怎么办”，程砚白说“继续写”。老板笑了，举起啤酒杯，

碰了一下他的杯子。“写吧。写到你不想写为止。”程砚白喝了一口啤酒，苦的。

他想起宋眠给他的那颗糖，橘子味的，甜的。甜和苦之间隔着一颗糖的距离。那颗糖他吃了，

糖纸还留着。

和他的那一小截白色塑料、她的那一截断了的塑料提手、那把蓝伞上脱落的一小片漆皮，

放在一起。他的口袋也鼓鼓囊囊的了。好的，继续写第2段。请注意，第1段约8500字，

距离目标2万字还有差距，但您指示“二段”，我将按第2段继续，

后续如果需要补充第1段请告知。现在开始第2段。---十六程砚白离开唱片公司之后，

生活变得很简单。白天在一家琴行打工，教小孩弹吉他。晚上回到出租屋写歌。

琴行的老板姓周，四十多岁，年轻时也是搞音乐的，后来开了这家琴行，

卖琴、卖鼓、卖效果器，顺便教课。周老板话不多，每个月十五号准时发工资，

从不超过一天。程砚白教三个学生，一个七岁男孩，手指短，按不住**，每次上课都哭。

一个十五岁女孩，追星，想弹偶像的歌，学了一学期，会弹C大调三个**。

还有一个二十二岁刚毕业的男生，零基础，问他为什么学吉他，

他说“想写一首歌给女朋友”。程砚白教他最简单的**走向，C-G-Am-F，

说“这四个**够你用一辈子”。男生不信，回去练了一周，弹会了，写了一首歌给女朋友。

女朋友听了，哭了。男生回来上课的时候眼睛是肿的，程砚白问“怎么了”，

男生说“她哭了，说不好听”。程砚白说“哭了就是好听。不好听的歌不会让人哭”。

男生愣了一下，回去又写了一首，这次女朋友没哭，笑了。男生说“她笑了”，

程砚白说“笑了更好”。十七宋眠在出版社工作了两年，从小编辑升到责任编辑。

审稿量从每月五部增加到十五部，看稿看到眼睛干涩，滴眼药水，继续看。

她住在公司附近的一居室里，租金花掉工资的一半。房间很小，放了一张床，一个衣柜，

一张书桌，就满了。窗台上放着那盆绿萝，叶子黄了几片，她剪掉了，新叶子长得慢，

但一直在长。她每天下班回家，先给绿萝浇水，然后做饭，吃完饭坐在书桌前看稿，

看到十一点，洗澡，睡觉。周末去菜市场买菜，买一周的量，塞进冰箱。偶尔和朋友吃饭，

朋友问“你还听程砚白的歌吗”，她说“不听了”。朋友问“为什么”，

她说“新歌不好听”。朋友说“他没出新歌了”，她说“那就是了”。朋友不知道她在撒谎。

她听。每天都在听。不是听新歌，是听旧歌。那首“她来听我的演唱会”，她听了两年。

走路听，坐地铁听，睡觉前听。听到耳机电量耗尽，插上充电线继续听。

她知道每一个音在哪里换气，每一句歌词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拖了多长。

她知道第三段副歌的吉他有一个杂音，不是设备问题，是他的手指滑了一下。

她知道他录那段的时候应该是凌晨，因为他的声音有点哑，像刚睡醒。

十八程砚白不知道宋眠还在听他的歌。他没问过。不是不想知道，是不敢。知道了就会想，

想了就会疼，疼了就会写，写了就会发，发了她就会听，听了她就会想，想了她就会疼。

两个人一起疼，不如一个人疼。一个人疼是孤独，两个人疼是互相折磨。他不想折磨她。

他在琴行教课的第三个月，周老板说“你可以在店里卖你的专辑”。

程砚白把剩下的几百张专辑从床底下搬出来，放在店门口的架子上。灰尘擦了，

封面被压出了折痕，他用手指抹平，抹不平，折痕太深了。第一周卖了四张，

第二周卖了两张，第三周一张没卖。周老板说“降价吧”，程砚白说“不降”。

周老板说“不降卖不出去”，程砚白说“卖不出去就不卖了”。他把专辑从架子上拿下来，

重新塞回床底下。床底下的纸箱越来越满，塞不下了，他又买了一个纸箱，摞在旁边。

十九有一天，琴行来了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圈，走到架子鼓前面，敲了敲鼓皮，又走到钢琴前面，按了几个键。

周老板问“您买什么”，他说“我不买琴，我找人”。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周老板。名片上写着“林远声，音乐**人”。林远声转头看着程砚白，

说“你就是程砚白？”程砚白点头。林远声说“我听过你的第一张专辑”。

程砚白问“哪里听的”。林远声说“一个朋友推荐的。他说你写歌写得不错，就是不会卖”。

程砚白说“他说得对”。林远声笑了。“你愿不愿意来我的工作室？写电影配乐。有工资，

不用卖歌。你写你的，写完了放仓库也没关系。”程砚白想了三秒。“好。

”二十林远声的工作室在城东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创意园里。厂房很高，屋顶是铁皮的，

下雨的时候声音很大。工作室隔了两个房间，一间录音，一间办公。办公桌上堆着乐谱，

打印机，咖啡杯，烟灰缸。程砚白的工位靠窗，窗外是一棵梧桐树，树叶很大，秋天会变黄，

落下来铺一地。他每天九点到，下午六点走。中午吃园区食堂，饭菜一般，但便宜。

他接的第一部电影是个小成本的文艺片，讲一个老人找走失的狗。导演要求配乐不要煽情，

不要激昂，不要复杂。程砚白写了四首钢琴曲，每首不超过两分钟。导演听了，

说“太悲了”。他改了一版，说“太淡了”。他改了第三版，导演说“行了”。电影上映，

票房不好，没人讨论配乐。程砚白不介意。他拿到了工资，交了房租，买了新的话筒。

二十一宋眠辞职了。不是冲动，是身体受不了。长期伏案，颈椎出了问题，

左手三个手指发麻，握不住笔。医生让她换工作，别再看稿了。她辞了，回了老家。

她妈说“当初让你考公务员你不考”，她说“考了也不一定能上”。

她妈说“你现在怎么办”，她说“先养着”。她在家里待了两个月，每天做理疗，颈椎好了，

手指不麻了。她开始接自由审稿的活，在家办公。收入少了，但够活。她爸每天去钓鱼，

钓回来炖汤，她喝汤，她爸吃鱼肉。她妈养了一只猫，橘色的，很胖，不爱动，

趴在窗台上晒太阳，一晒一整天。宋眠坐在窗台旁边，手里拿着书，看不进去。

她在想程砚白。想他现在在干什么，写歌了吗，瘦了没有，那把伞还在不在。她拿起手机，

打开和他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半年前的。她打了几个字，删了，又打了几个字，

又删了。最后发了一条：“你还好吗？”发送。等了五分钟，没有回复。她把手机放在桌上，

去厨房倒水。水烧开了，倒进杯子里，端着回来。手机亮了。他的回复：“还好。你呢？

”她回：“还好。”他回：“那就好。”她盯着“那就好”三个字，盯了很久。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喝水。水很烫，烫得她舌头发麻。她没吐出来，咽了。

二十二程砚白收到宋眠的消息时，正在录音棚里录一段大提琴。录音师说“这段情绪不对”，

他说“再来一遍”。录了五遍，录音师说“行了”，他说“再录一遍”。录了七遍，

录音师不说话了，直接按了录音键。他录完，出来看手机，看到她发来的“你还好吗”。

他愣了一下，回了“还好。你呢”。她回了“还好”。他回了“那就好”。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站在录音棚门口，站了很久。录音师出来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事”。回到工位，打开电脑，盯着屏幕，写不出一个音。满脑子都是“那就好”。

那就好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好也不坏，不好不坏就是凑合。凑合地活着，凑合地吃饭，

凑合地写歌，凑合地想念。想念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不是凑合了，是认真。认真就输了。

他不想输。但也不想赢。赢了怎样？赢了她会来吗？来了会留下吗？留下了会走吗？

走了还会回来吗？回来的时候还会带着那把蓝伞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说“那就好”，

那就好。二十三程砚白接了一部动画电影，给一个机器人角色写主题曲。

导演的要求是“孤独但不悲伤，温暖但不甜腻”。程砚白写了半个月，写了十几版，

都不满意。他把自己关在录音棚里，关了灯，坐在黑暗中，抱着吉他。他想起了宋眠。

想起她站在后台入口的样子，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节目单。想起她给他糖的样子，橘子味的，

糖纸橙色的。想起她说“你累不累”。他弹了一段旋律，很简单，五个音，重复，再重复，

像一个人走来走去，走不出一个房间。他录了这段旋律，给导演听。导演说“就是它”。

他把这首歌取名叫“房间”。歌词写了四句：“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把伞。

伞是蓝色的，门是关着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二十四电影上映的时候，

宋眠在老家。她没去电影院，在网上找资源，画质不好，声音有延迟。

她看到机器人在废墟里走来走去，背景音乐是钢琴，五个音，重复。她听出来了。

是他的曲子。她听得出他的每一个音符，像听得出他的呼吸。他呼吸快的时候写快歌，

慢的时候写慢歌。这首是慢的，很慢，像一个人在雪地里走路，走一步，停一下，

回头看看脚印，再走一步。她听完了，把进度条拖回去，再听一遍。再听一遍。再听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