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门口，她停了一步。

“对了。“

她没有回头。

“他还有一个毛病，打呼噜。四十七年了，我没睡过一个整觉。“

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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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英走了。

她是被我爸劝走的。

两个人在门口嘀嘀咕咕了几分钟，刘凤英的脸一直是白的，最后拎着那袋没被打开的车厘子，头也不回地下了楼。

我爸关上门，站在玄关，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爸。“

他没理我。

“爸，你回屋吧。“

“你妈她……“

他的声音有点涩。

“你妈怎么知道我那些事的？存折的事我从来没跟她说过。“

“你没说，不代表她不知道。“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表情很难形容，像一个自以为藏得很好的人突然被告知全世界都看见了。

“你妈这些年变了。“

“不是妈变了，是你从来不认识她。“

他又不说话了。

我进了厨房收拾碗筷，哗啦啦的水声盖住了客厅里的沉默。

等我收拾完出来，我爸已经回了他那间小书房。门关着，里面没有动静。

我去敲了我妈的房门。

“妈，是我。“

“进来。“

她靠在床头，膝盖上摊着一个老旧的笔记本。

塑料封皮，墨绿色的，上面印着“备忘录“三个字。边角磨得起了毛，纸页泛黄，被翻过很多很多遍。

“这是什么？“

“坐下。“

我在床边坐了。

我妈翻开第一页，上面的字迹是蓝色圆珠笔写的。字不大，一行一行码得很整齐。

“一九八三年十月。“她念道，语气像在读一份时间久远的工作日志，“建国调进城里，教育局办公室科员。月工资六十二元。从这个月开始，工资交一半给家里。“

她翻了一页。

“一九八五年三月。建国提副科。月工资涨到八十五元。这个月开始，交给家里的钱从三十一元降到二十元。他说局里应酬多，要留点。“

再翻一页。

“一九八八年六月。建国提政科。月工资一百二十元。从这个月开始，不交钱了。说是工资全用在外面了。家里开销全部由我负担。“

她一页一页地翻。

每一页都是一行或两行字，有日期，有数字，有事由。

字迹从蓝色圆珠笔变成黑色签字笔，又变成铅笔，最后变成那种超市赠品的记号笔。

纸也从白变黄，从脆变软。

但每一行都干干净净，没有涂改，没有多余的感叹。

“一九九四年四月。房改。交费一万八千元。建国没钱，我卖了嫁妆里的金镯子和一条银链子，加上三年攒的钱，凑齐。“

“一九九六年九月。建国提副局长。述职报告是我写的。他不会写，坐在书房里坐了三天，一个字没挤出来。最后是半夜两点把我叫起来，让我帮他写。我写到早上五点。他拿去交了，一个字没改。那年底他提了。“

我的手攥紧了被单。

“妈……“

“别急，还有。“

她继续翻。

“一九九八年。小晴上初中，择校费六千。磊儿上高中，择校费八千。一共一万四。我在学校门口摆了三年煎饼摊，风吹日晒，赚的钱刚好够。建国知道这笔钱吗？不知道。他以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二零零二年。建国住院做阑尾手术。我请了一个月假，在医院陪了三十天。第三十一天他出院了。出院那天他跟同事打了一个小时电话谈工作。没跟我说一个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