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你一句爸

六岁那年，我妈改嫁，把我扔给了乡下爷爷。全村人都说老爷子脾气暴、打跑了两任儿媳妇，

我缩在墙角发抖，以为这辈子完了。可他颤着手给我端来一碗红糖鸡蛋，蹲下来说：“丫头，

爷爷没养过闺女，可能笨手笨脚，你忍着点。”这一忍就是二十年。我以为我恨他，

恨这个家，可当他在手术台上没能下来时，我才发现——我欠他一句“爸”，

这辈子都还不上了。六岁那年夏天，我记住了两个声音。一个是蝉鸣，吵得要死。

另一个是我妈骑自行车走的时候，后轮碾过碎石子路那种“咯吱咯吱”的声响。她头也没回。

我站在村口老槐树底下，手里攥着她塞给我的半块发糕，发糕被汗浸得黏糊糊的。

我追了两步，摔了一跤，膝盖磕出了血。我趴在地上看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

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扬起的灰尘里。我没哭。六岁的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哭没用。

村里人围过来，指指点点。“造孽哦，丢下个丫头给老爷子。”“沈德厚那个脾气，

这小丫头怕是要吃苦咯。”我被邻居王翠花领到爷爷家门口时，天已经擦黑了。

那扇木门掉了漆，门槛上坐着一个老头，佝着背，手里捏着一根旱烟，烟头明明灭灭。

我认识他。过年时他来过我家，给我带过一把水果糖，但我爸不让我接，

说“别沾他的东西”。后来我知道，我爸恨他。恨他打跑了亲妈，恨他脾气暴，

恨他让这个家散了。我缩在王翠花身后，腿肚子打颤。王翠花推了我一把：“去，叫爷爷。

”我没叫。我咬着嘴唇，盯着他脚上那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他站起来，个子很高，

瘦得像根竹竿。他看了我半天，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屋。我以为他不要我，

眼泪差点掉下来。然后他端着一个粗瓷碗出来了，碗里卧着两个荷包蛋，红糖水冒着热气。

他蹲下来，把碗递到我面前。我愣住了。那年头，

红糖鸡蛋是坐月子的女人才吃得上的好东西。“吃。”他只说了一个字。我没接。

他叹了口气，把碗搁在地上，转身进屋拿了条湿毛巾出来，蹲下来给我擦膝盖上的血。

他的手粗得像砂纸，动作却轻得出奇，一下一下，把泥和血擦干净，然后涂了红药水，

贴了块胶布。整个过程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擦完了，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夕阳打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眼睛红了，但他没让眼泪掉下来。他憋了半天，

憋出一句：“丫头，爷爷没养过闺女，可能笨手笨脚的，你忍着点。”我端起碗，

一口气把红糖水喝完了，甜得齁嗓子。两个鸡蛋我吃了一个，另一个我偷偷塞进口袋里。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沈德厚——我爷爷，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活阎王”。

据说他年轻时候在生产队当队长，谁偷懒他骂谁，骂得人抬不起头。

据说他打跑了大儿媳妇——也就是我爸的亲妈，据说他又打跑了二儿媳妇——我妈。

全村人都在等着看我被虐待的好戏。但日子过下来，他们失望了。沈德厚不打我。

他甚至不怎么跟我说话。他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喂猪、劈柴、下地，六点钟回来给我做早饭。

他做饭的手艺差得要命，不是粥煮糊了就是饼烙硬了，但他从来没让我饿过一顿。

他不会扎辫子。第一天上小学，他把我头发梳得跟鸡窝似的，两根辫子一根高一根低，

全班同学笑了我一个礼拜。回来我跟他说了，他脸憋得通红，第二天一早跑到王翠花家，

拿一篮子鸡蛋换了王翠花给我扎辫子。扎完了，他在旁边看着，说了句：“嗯，这才像样。

”后来每个早上，他都提着鸡蛋去王翠花家。王翠花说：“老沈，你别天天送了，

我顺手的事儿。”他梗着脖子说：“不行，不能白占便宜。”他就是这么个人，

宁可自己吃亏，绝不欠别人一分。我七岁那年冬天，下大雪，我半夜发高烧，烧得说胡话。

他披着棉袄把我裹在被子里抱着就往镇上卫生院跑，五里山路，他光着一双脚踩在雪地里，

脚底板被石头割出了血，一路走一路淌，他愣是没停一步。到了卫生院，

医生骂他：“你这当爹的怎么当的？再晚来半小时孩子脑子烧坏了！”他没解释。

他蹲在走廊里，把冻得发紫的脚塞进那双破解放鞋里，一声不吭。我躺在病床上，

透过门缝看见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毛票，

一张一张数给收费的护士。数完了，不够。他又从另一边兜里摸出一把硬币，一分两分五分，

堆在柜台上，叮叮当当响。护士不耐烦地说：“还差八块。”他站在那儿，

像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树，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转身出去，半小时后回来了，手里攥着八块钱。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找镇上一个远房亲戚借的，给人跪下了。那年他六十岁。

我从医院回来后，再也不叫他“老头”了。之前我跟着村里孩子学，背地里叫他“沈老头”，

有时候当面也叫，他也不恼。但那天之后，我开始叫他“爷爷”。

他听见那声“爷爷”的时候，手里的碗差点掉了。他“嗯”了一声，转过身去，

肩膀抖了两下。我假装没看见。我在爷爷身边长到了十二岁。这六年里，

我爸沈建国回来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八岁那年过年，他带着后妈李秀梅和刚生的弟弟回来，

拎了两斤猪肉和一袋苹果。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屋，把东西搁在门槛上就走了。

爷爷坐在堂屋里，抽了一整夜的烟。第二天早上，我看见那袋苹果被整整齐齐地摆在供桌上，

旁边是奶奶的遗像。猪肉爷爷炖了，全进了我的碗里，他一块没动。第二次是我十岁那年，

我得了奖状，全镇作文比赛第一名。我爸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骑了二十里自行车回来看我。

他站在学校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冲我笑。我没理他。

我背着书包从他身边走过去，他追上来，说：“招娣，爸给你买了件新衣服。

”我说：“我没有爸。”他愣住了，手停在半空中，举着那件粉红色的连衣裙。我走了，

走得很快，没有回头。走到拐角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

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回到家，我跟爷爷说了这事。爷爷沉默了很久，

说：“他到底是你爸。”我说：“他不是。他不要我的时候就不是了。”爷爷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去灶台给我热饭。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院子里打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建国，你要是有空就多回来看看孩子……她嘴上不说，

心里想你的……你媳妇那边你好好说……”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爷爷挂了电话之后，在院子里坐了很长时间，头顶的月亮又大又圆，

照着他满头的白发，像撒了一层霜。我十三岁上了镇中学，住校，一周回一次家。每次回去，

爷爷都会给我炖一锅排骨，自己一口不吃，全让我带学校去。我说爷爷你也吃，

他说我不爱吃肉，牙口不好。可他啃骨头的时候，啃得比谁都干净。初三那年，

我考了全县第三名，能上市里的重点高中。学费一年三千八，加上住宿费生活费，

少说也要六千。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心里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我没给爷爷丢人，

难受的是——我知道家里拿不出这个钱。爷爷不识字，他把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问我：“这是不是考上好学校了？”我说：“是。但是学费有点贵。”他问：“多少？

”我说：“三千八。”他没吭声。晚上他出去了，

去了村长家、去了王翠花家、去了村里好几户人家。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攥着一沓钱，

有百元大钞，也有十块五块的零钱，用橡皮筋捆着，厚厚一摞。他把钱递给我，说：“数数，

四千二，够了。”我问他哪儿来的，他说借的。我说：“我不上了，镇上高中也一样。

”他第一次对我发了火。他把烟杆往桌上一拍，眼睛瞪得像铜铃：“你说什么屁话！

老子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你跟我说不上？你对得起谁？”我被吓住了。

他从来没对我发过这么大的火，吼完了，他自己先红了眼眶。他别过头去，

声音一下子软下来：“丫头，爷爷这辈子没出息，就会种地喂猪。你不能跟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