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都市生活小说《还恩者》近期备受关注，很多网友在品鉴过后对作者“ss江辰 ”的文笔赞不绝口，文里主人公火钳岁那年沉默的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精妙绝伦的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弟弟呢？”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久她才说：“你弟……在外面做生意，联系不上。”我后来从堂姐那里打听到了真相：我弟成年以后，比我爸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学会了喝酒和打牌，还学会了网贷。借了三十多万还不上，债主堵上门来，我爸没办法，把房子卖了替他还债。那套他住了半辈子的老宅，...

精彩章节

我八岁那年，我爸用烧红的火钳在我背上烙了一个疤。他说留个印子我才能记住，

考试不进前三就要挨打。“老子是为你好，”他把火钳丢回煤炉边上，

看着疼到几乎昏厥的我说，“等你大了就懂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

我爸躺在我出钱建的家庭病房里，全身多处深度褥疮，**上的溃烂深可见骨。

每次清创换药，

护士揭开纱布的过程要持续近一个小时——粘连的纱布从创面上撕下来的时候，

他疼得浑身痉挛，嚎叫声能从三楼传到一楼。我坐在旁边，帮他把额头的冷汗擦干净，

然后把新买的鲜花**床头柜上的玻璃瓶里。临走前，我弯下腰替他掖好被角，

贴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话。“爸，我是为你好。”一、火钳烙印我叫赵还恩。

“还恩”是我爸取的名。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生出儿子，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大出血，

切了子宫，绝了他传宗接代的念想。所以他给我取名“还恩”——意思是，我欠他的。

我这条命是他给的，我这辈子都要还他的恩情。我小时候不懂这个名字的意思。

我只知道我爸不喜欢我，很不喜欢。他不喜欢我吃饭的时候发出声音，

不喜欢我走路的时候步子太快，不喜欢我笑得太大声，不喜欢我哭得太用力。

他不喜欢我身上一切“占地方”的存在——好像我呼吸都是在跟他抢家里的氧气。但我妈说，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妈说他年轻的时候脾气虽然犟，但不打人。是连着生了两个闺女之后，

他才开始变。我姐比我大四岁，也叫“还恩”——赵还恩。是的，我姐也叫赵还恩。

我爸懒得给我们起两个名字，他说“都是赔钱货，分那么清楚做什么”。

我姐六岁那年发高烧，我爸嫌去卫生院太贵，说“喝点热水出身汗就好了”。烧了三天之后，

我姐开始抽风，送到医院已经晚了，脑膜炎。走的那年，我两岁。

我爸把我姐的名字原封不动地给了我，就像把一个旧书包上的标签拆下来，

缝到一个新书包上。我六岁，妹妹出生。我妈又生了个女儿。我爸那天从卫生院回来，

一脚踹翻了客厅的茶几，玻璃碎了一地。我妈抱着刚出生的妹妹缩在墙角，

他指着她骂了半个多小时，骂她“没用的东西”、骂她“绝老子的后”。骂完了，

他坐到门槛上抽了一夜的闷烟。妹妹满月那天没有办酒。

我爸说“一个丫头片子办什么满月”，

然后把亲戚送来的几斤鸡蛋拎去了他大姐家——“给我外甥吃，长身体。”妹妹没活过百天。

那年冬天太冷，她得了肺炎，我爸说“去医院也是白花钱，小的这个身体本来就弱，

养不活的”。我妈抱着她坐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妹妹的呼吸停了。我妈没有哭，

她只是把妹妹抱在怀里，一直抱着，直到我爸起床发现孩子已经凉了，从她手里扯出来，

用一件旧棉袄裹着，埋在了后山的荒地。那天晚上，我妈在厨房剁猪草，刀忽然停在半空。

她回过头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让我觉得可怕。她说：“还恩，你爸说得对。

女人生来就是还债的。”那年我六岁。从那一天起，

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

是从一个女人嘴里平静地讲出来的——因为那不是接受。是一个人和绝望签了停战协议。

然后我上了小学。我爸对我的态度突然变了，他开始“管”我了。

但这个“管”不是关心——是考核。他对我只有一个要求：考前三名。

“前三名”是他跟工友喝酒的时候能拿来吹嘘的资本，

“前三名”是他在自己那个“没儿子”的耻辱柱上唯一的止痛药。我考了第四名。

他一个巴掌扇过来，把我的头打到撞在墙上。我考了第七名，他抽出裤腰带，

从头到脚抽了十几下，我妈拦了一下，他把我妈也打了一顿。

我考了班级倒数——那是二年级上学期，我因为发高烧缺考了数学。他把我从学校拎回家，

关在院子里跪了两个多小时。邻居隔着围墙说：“老赵，孩子还小，别太严了。

”他笑着说：“严点好。女孩子不严容易学坏。”“严点好”这三个字，贯穿了我整个童年。

我十岁那年夏天，期末考试前一周，他给我下了死命令——这次必须考前三。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喝酒，手边的煤炉上架着一把火钳，火钳的头被烧得通红，

他用它夹蜂窝煤。我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也许是他又跟工友吹牛了，

也许是他打牌输了钱心情不好，也许只是因为他喝多了。总之，我没有考到前三。

出成绩那天是七月十五，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

像一个倒扣在天空里的白瓷碗。我把第六名的成绩单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饭桌上，

他看了一眼，然后放下酒杯。他没说话。我最怕他不说话。他骂人的时候说明还有转机，

他打人的时候说明事情还没到最坏。他不说话，说明他在找工具。

他拿起了煤炉边上那把火钳。火钳的头已经不红了，变回铁灰色，

但我知道它有多烫——我刚才看到他烧煤的时候，火钳夹着的那块蜂窝煤在往外溅火星。

“把衣服脱了。”我没动。他一把扯住我的领口，把我按在桌面上，掀开了后背的衣服。

然后我感觉到了一股剧烈的高温抵在了我的左肩胛骨下方。空气里弥漫出一种气味。甜的，

像烤焦的猪肉，但比那个更腥。疼痛不是立刻来的——过了大概半秒，

神经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然后它们集体尖叫起来。

我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我自己都没听过的哭嚎，声音大到邻居家的狗叫了、满院子的鸡乱飞。

“留个印子你才记得住！”他把火钳丢回煤炉边上，我蜷在地上，后背像被人撕掉了一层皮。

我妈躲在厨房门口，双手攥着围裙，整个人僵在原地。

然后他说了那句话——“老子是为你好，等你大了就懂了。”那天晚上，

我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自己那张床上的。我只记得趴在床板上，整晚没有翻过身，

因为左肩胛骨下面像被人钉了一根烧红的铁钉，每次呼吸都会扯到它。

后半夜月亮落下去之后，屋里一片漆黑，我听见我妈的拖鞋声停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她走开了。她到底也没有推门进来。这一次，我没有哭。不是因为不疼——是太疼了。

疼到眼泪被烧干了。疼到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爸不是把我当成女儿在管，

他是把我当成一头欠了他债的牲口在驯。他要我听话，要我考前三，要我给他长脸。

他需要我在他失落的男性尊严下不断地还债，因为“还恩”这两个字就是我的欠条。

而且那张欠条没有失效期——他管这叫恩情，可他给我的明明是火钳。

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一个和十岁女孩完全不匹配的念头：赵还恩要活到大。

你活到大，你才能把恩还完。二、逃离与新生我妈在我十三岁那年终于怀上了儿子。

我爸高兴疯了。他那年四十三岁，以为自己这辈子绝了后，

没想到老天爷在最后关头给他送来一条根。

他把所有的钱都砸到了我妈的肚子上——保胎药、营养品、托人从县城里带回来的进口奶粉。

他戒了三个月的酒，天天对着我妈的肚子说话，

说我儿子以后要考大学、要当官、要光宗耀祖。他说“我儿子”这三个字的时候，

脸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温柔，是一种占有欲得到了满足之后的本能的餍足，

像一条饿到脱相的看门狗终于重新闻到肉味。我弟出生那天，

他请了所有亲戚朋友来喝满月酒，摆了六桌，买了一整箱浏阳鞭炮，从巷子口炸到巷子尾。

我抱着弟弟坐在席上，亲戚们轮番过来看这个来之不易的“宝贝疙瘩”，

每个人都说“这孩子有福气”“老赵总算熬出头了”。没有一个人问我还恩的成绩，

没有一个人看她的后背上那一个淡粉色的疤痕——那年夏天之后，

它变成了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肉色花，印在她的左肩胛骨下方。我爸从那以后再也没管过我。

不是“不再打我”，是不再管我。我不再需要考前三名，不再需要给他看成绩单，

不再需要在饭桌上汇报今天学了什么。我变成了这个家里的一个影子——不发出声响，

不占用资源，不引起注意。他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儿子身上，我反而松了口气。

他终于不需要我替他撑脸面了，

所有的期望、所有的暴力、所有的“为你好”都转嫁到了那个真正符合他要求的替代品身上。

对我来说，这是好事。驯兽师松开烙铁的那一刻，我只想跑。我十六岁那年中考结束，

县里前二十，能上市里的重点高中。我爸在饭桌上听我说了这件事，筷子没停，

夹了一块肥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说：“高中就不读了。县里的厂子在招女工，

你三婶说十五岁就能进，包吃住，一个月三百块。够你自己的饭钱了。

省下的还能给你弟存着以后上高中。”我没有反驳。我放下碗，说了一声“好”。

我妈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似乎想做些什么，

但她最后只是把剩下的菜汤倒进我爸碗里，说：“再吃点，别浪费。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那张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得走。这个家已经不需要我了，或者说，它从来就没有需要过我。

我爸需要的是一个儿子，我妈需要的是一个能在她挨打时替她分担的人，

而我是那个被火钳烫过一次之后就被扔进仓库角落里的残次品。我在这里再待下去，

最好的结局就是和村里的其他女孩一样——十六岁进厂，十八岁嫁人，

二十岁抱着孩子在田埂上追着打她酗酒的丈夫，然后对她的女儿说“女人生来就是还债的”。

我不要还债。我这辈子替自己活，就算只活一年，也不要再替任何人还恩。决定了要走之后，

我用了整整一个暑假来准备。我妈的旧缝纫机抽屉最底层的夹层里藏着一张存折，

她以为我不知道——那是她偷偷攒了五六年的私房钱，

每次卖鸡蛋、卖菜苗、帮邻居缝衣服攒下来的，一块两块、五块十块，攒了一千八百多块钱，

密码是我弟的生日。我爸不知道，他要是知道这笔钱早就被拿去打牌了。走的前一天晚上，

我等全家都睡熟了，悄悄打开了那个抽屉，从存折里抽了六百块。我趴在床板上，

找出一张旧作业纸，在裂了半边的塑料写字垫板上给我妈留了字条：“六百块我拿的，

以后还。别找我。”第二天天没亮，我背上一个破旧的双肩包出了门。

包里装着三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那把陪了我六年的铁铅笔盒，

和那张曾经被他用火钳按着我的后背逼我考进前三名的成绩单。

我一直没丢——不是舍不得丢，是我要留着它，留着它提醒自己，我欠过这个人什么东西。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中巴到县城，从县城坐大巴去市里，再从市里坐绿皮火车一路向南。

我没买票，混在民工堆里挤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那一天是中国铁路的寻常一天，

是我赵还恩的忌日与生日。赵还恩那个被父亲烙了疤的版本，

死在了绿皮车厢连接处的铁板上；从厕所里洗了把脸站起来的那个赵还恩，不欠任何人的。

我不会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下饭，不会再为任何一句“为你好”忍受疼痛。

我在广州火车站睡了三天，白天去批发市场帮人搬货换一顿盒饭，

晚上裹着外套缩在候车室的角落，被保安赶了两次，零下二度的冷风从大门口灌进来，

我抱着膝盖，知道不能停。第四天，

我在一家服装厂的招工启事上看到了“包吃住、计件工资、生手可培训”几个字。我去了，

面试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车间主任，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多大了。“十八。”我说谎了。

我那年十六岁半。“身份证呢？”“丢了。来的时候在火车上被偷了。”他沉默了几秒，

大概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谎话，但他也一眼就看穿了另一件事——这个女孩没地方可去。

他不至于可怜我，但他这种年龄的车间主任很清楚，走投无路的童工最好用。

她们不敢生病、不敢偷懒、不敢要求涨工资，只要有一张床铺和两顿饭，就会拼命干活。

“行吧，先干着。身份证赶紧补。”就这样，我在那家服装厂待了两年。

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一点，计件工资，做一件衣服一块五毛。我从生手干到了小组长，

月工资从六百涨到了两千。不社交，不逛街，不谈恋爱，每一分钱都攒着。两年后，

我攒够了两万块——十九岁回县城补办身份证那天，我把存折上的数字看了又看，

没有什么情绪起伏，只是冷静地确认了一件事：我把当初那六百块翻了三十多倍，

这笔起点资本已足够撬动下一段人生。然后我离开了那家厂。去了深圳，

先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跟单，一边上班一边自学英语，

一本《新概念英语》翻烂了又买了一本；后来跳到了华强北一家电子元器件贸易公司做业务。

再后来，我在积累了足够的客户资源之后，自己注册了公司。那一年我二十四岁。

三十二岁那年，我在深圳买下了第三套房。户型是联排别墅的边户，

单独改建了一个带独立卫浴的北向一层套房，专门留着的。朝北，

窗户开得比标准尺寸小了整整一圈，采光幽暗，整间屋子永远维持在一种黄昏未尽的色调。

我站在那间房间里，四面白墙上还没有挂任何东西，

空气里弥漫着新装修完的淡淡乳胶漆味儿。我忽然想起煤炉上那把烧红的火钳。

那个疤在我左肩胛骨下面，早就不疼了。但它永远在那里。不是一颗痣，不是一块胎记，

是一朵肉色的、微微凸起的、边缘泛白的花。它的花瓣是我八岁那年夏天的温度，

它的根扎进我的骨头里，这辈子都拔不出来。而他该住进来了。

三、囚父还恩三十四岁那年秋天，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费了好大劲才从她的抽噎里拼出完整的信息——我爸中风了。脑溢血，量不大，

但位置不好，左半边身子不能动，需要人全天候照顾。“还恩，”她在电话里带着哭腔，

“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弟弟呢？”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好久她才说：“你弟……在外面做生意，联系不上。

”我后来从堂姐那里打听到了真相：我弟成年以后，比我爸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不仅学会了喝酒和打牌，还学会了网贷。借了三十多万还不上，债主堵上门来，

我爸没办法，把房子卖了替他还债。那套他住了半辈子的老宅，

他亲手给我弟签了字——一分没留。然后我弟拿着卖房剩下的钱消失在了另一个城市，

逢年过节人影不见，电话永远转入语音信箱。我爸和我妈搬进了城郊的廉租房。

我开车回去那天，是十月的最后一天。南方小城的秋天来得迟，但早晚已经有了寒气。

廉租房在老城区边缘，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市场，烂菜叶和鱼鳞碎屑混在一起，

被风吹到墙角堆成一小堆一小堆，发酵出那种湿热地带独有的酸馊味。我妈开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