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豪门为叙事背景的小说《重生2014：我为爸妈而活》是您居家旅行必看好文，夏天一条两位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作者是享誉全网的大神“深海大鱿鱼001 ”，概述为：这个数字在他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像一个怎么都赶不走的苍蝇。嗡嗡嗡，嗡嗡嗡。他最初在意，后来麻木了，但偶尔还是……

精彩章节

三十五岁。

这个数字在他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像一个怎么都赶不走的苍蝇。嗡嗡嗡，嗡嗡嗡。他最初在意，后来麻木了，但偶尔还是会突然想起，然后在心里默默把这两个字嚼一遍。

三十五岁。

上个月刚过完生日。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围坐的朋友，没有哪怕一句当面的“生日快乐”。他妈在世的时候会打电话过来，用那种小心翼翼的语气问：“辰辰，今天吃好的没有？”他总说吃了，其实吃的是楼下便利店关门前打折的盒饭，十二块钱一盒，两荤一素，米饭管够。

母亲走了以后，连这通电话都没有了。

他本以为母亲走后自己应该轻松一些——不用再每个月寄钱，不用再在电话里撒谎说工作挺好，不用再因为无法回去看她而失眠。但事实恰恰相反。母亲走后，他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活着的坐标。以前他有一个确定的价值：他要养妈妈。这个目标支撑着他早起去上班，支撑着他忍受甲方反复无常的要求，支撑着他在跑网约车的时候对喝醉的乘客陪着笑脸。

妈走了以后，他就没有了。

他发现自己这三十五年活得像一棵浮萍，从一条河漂到另一条河，从来没有在哪片泥土里真正扎下过根。

生日那天他照常上班。做文案，就是给一款毫无亮点的保健品写推广软文，标题要加三个感叹号，正文要伪装成患者自述，最后一定要有“用了三个疗程之后奇迹发生了”这样的话。他写了两个小时，改了五版，领导在群里艾特他说不够感人。他盯着屏幕上的那堆字，忽然觉得恶心。不是对这份工作的恶心——虽然这份工作确实恶心——而是对自己的恶心。他三十五岁了，还在写这种东西。

晚上他跑网约车，从八点跑到凌晨两点。接了一个醉酒的乘客，吐在他后座上。他停下车，拿纸巾去擦，那人坐在路边含糊不清地骂他。他擦完呕吐物，把人送到地方，收了钱，摇下车窗让夜风灌进来。车里还是一股酸臭味。

回到家已经凌晨三点。他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面色蜡黄，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像一个被抽走了气的气球。胡茬冒出来一片，黑黑白白的，有几根已经白了。三十五岁，白发已经不止一根了。

那天他没吃晚饭。忘了吃。也没有胃口。躺在床上饿得胃疼，但不想动。手机里外卖APP推送了一个优惠券，满二十减五块。他点了一份老北京鸡肉卷，二十块零一毛。备注里写：多加辣椒。

送过来的鸡肉卷里只有两片生菜。辣椒酱倒是给了很多，红红的一坨挤在锡纸边上，看着有点可怜。

他吃了两口就放下了。不是不好吃，就是突然吃不下了。他看着那个咬了两口的鸡肉卷，觉得它像极了自己的人生：被一张廉价的锡纸裹着，看起来很完整，拆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堆辣椒酱在勉强撑场面。

后来他就开始咳嗽。

起先是偶尔咳两声，他没在意。秋天换季，感冒很正常。他买了点止咳糖浆，喝了两天，不管用，咳得更厉害了。晚上躺下尤其严重，一咳起来停不住，要抱着枕头坐起来，等那一阵过去才能重新躺下。

有一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咳了一下，吐出来的牙膏泡沫里有血丝。

他站在洗手台前面，盯着那一抹红看了很久。红色的血丝缠在白色的泡沫里，像一缕极细的红线，旋转，扩散，最后被水冲走了。

他没去医院。

他知道自己该去。但他也知道去了意味着什么：挂号、排队、检查、等报告、再检查、再等报告，然后医生会皱着眉头看着片子说，情况不太好，再做个增强CT吧。他在无数的电视剧里见过这个流程。他不想在自己身上重演一遍。

更实际的问题是钱。

他没有存款。上个月的房租还欠着，已经拖了一个星期。手机里有房东的未读消息，他不敢点开。每个月的工资刚好够吃饭、交水电、买药，一分不剩。

挂号费能管三天饭。CT的钱够交一个月房租。后续的治疗费用，他想都不敢想。那些数字对他而言，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

他查了百度，把症状一个一个输进去：长期咳嗽、咳血、胸痛、体重下降。搜索结果的第一条是肺癌。

他关掉了浏览器。

接下来三天，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件事。照常上班，照常跑车，照常吃打折盒饭。那个咬了两口的鸡肉卷他没扔，放在桌上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吃了。

但身体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停止恶化。咳嗽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每次咳完都觉得肺里像被什么东西刮了一层。爬楼梯从一楼到四楼要歇两次，每次停下来扶着墙喘气，喉咙里发出拉风箱一样的声音。邻居路过看他一眼，又迅速移开目光，那种夹杂着怜悯和不自在的眼神他太熟悉了，像在看一只路边的流浪狗。

他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

但他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未来，是现在。连现在都会碎掉。

他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在绝症面前选择不治疗。不是因为不怕死，而是因为活着本身已经耗尽了一切，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对抗死亡了。

他躺回床上，拉了拉被子。

手机屏幕亮着，还是那张照片。父亲穿着洗旧了的病号服，坐在医院的塑料椅上，头发白了一半，脸瘦得颧骨高高凸起。手腕上缠着住院手环，手环上的字看不清，但他记得每一个细节——那个蓝色的住院号，那串红色的数字，那个标注着“肝Ca”的诊断缩写，连手环边缘磨毛的塑料边角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每次看这张照片，他都觉得自己亏欠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种永远还不清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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