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辈子拒绝了三次发财机会，最后去开了出租车

赵建军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没挣到钱，是那些钱送到他面前，他亲手推开了。他这人，

怎么说呢，死板，固执，认死理。他妈说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爸说他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不生气，嘿嘿一笑，说：“我这叫有原则。

”原则这东西，年轻的时候是好听的词，老了之后就是扇脸的巴掌。他是1968年生人。

那年代，名字都带着时代印记，建军、建国、卫东、红卫，满大街都是。他爸是铁道兵，

修铁路的，从东北修到西南，从西南修到西北，一年到头在工地上。他妈带着他，

跟着他爸走。所以赵建军从小就在很多地方呆过。吉林、四川、云南、青海、甘肃，

换一个工地，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学校。小学换了四所，初中换了三所，刚跟同学混熟，

又要走了。他妈说这孩子命苦，从小没根。他说：“怎么没根？我脚底下就是根。

”他妈气得打他，他跑了，跑出去跟刚认识的小伙伴玩泥巴。也正因为这样，他认识的人多，

朋友也多。天南海北，哪儿都有他认识的人。走的时候他爸说，到新地方别怕生，多交朋友。

他交朋友的本事是天生的。到一个新学校，第一天就能跟人混熟，第三天就有人请他吃冰棍，

第五天就有人跟他拜把子。他大方，不抠门，有什么分什么。

他妈给他带的炒面、咸菜、煮鸡蛋，他全分了，自己饿肚子。

他妈骂他：“你怎么不把裤衩也分了？”他说：“裤衩分了就光腚了。”他妈气得说不出话。

他这人话也多。不是那种烦人的话多，是那种热闹的话多。到什么地儿都能跟人聊起来，

跟卖菜的聊，跟修鞋的聊，跟火车上对面的陌生人聊。他能从东北的酸菜聊到四川的腊肉，

从青海的牦牛聊到云南的菌子。聊到兴头上，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飞。他爸说：“你这嘴，

将来能靠这个吃饭。”他说：“那我去说相声。”他爸说：“说相声也得有文化。

”他说：“那我先去学文化。”然后就没下文了。他这人，说一百句，九十九句是废话，

但那一句有用的，你也舍不得删。1983年，他十五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不是笨，

是根本就没怎么上过学。跟着他爸到处跑，学的东西东一块西一块，数学学了一元一次方程，

物理学到摩擦力就换学校了，化学连元素周期表都没背全。考试的时候，语文还行，

作文写得天花乱坠，数学就完了，选择题靠蒙，填空题靠猜，大题靠抄同桌的。

同桌也不比他强多少，俩人互抄，抄到最后，一个考了38分，一个考了41分。

他爸说：“要不复读一年？”他说：“不复读。我要挣钱。”他爸说：“你挣什么钱？

”他说：“我什么都能干。”他爸叹了口气，没说话。他爸在工地上给他找了个活，

搬砖、和泥、扛水泥。一天一块五。他干了一天，手上磨了四个泡，肩膀肿了，腰直不起来。

晚上躺在工棚里，闻着汗味、烟味、脚臭味，听着工友们打呼噜、说梦话、磨牙，

他想：这日子，得干到什么时候？干了三个月，他跑了。不是受不了苦，是觉得没意思。

他跟他爸说：“我要去做生意。”他爸说：“你做什么生意？”他说：“倒腾点东西。

”他爸说：“你有本钱吗？”他说：“没有。”他爸说：“那你倒腾什么？

”他说：“先借点。”他爸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他：“就这些，赔了别找我。

”他拿着五十块钱，去了集市。看见有人卖袜子，十块钱一打，卖十五。他买了一打，

找了个地儿摆摊。他不会吆喝，就蹲在那儿，看着人来人往。半天，没卖出去一双。

旁边卖鞋垫的大爷看不下去了，说：“你得吆喝啊。”他说：“我不会。

”大爷说：“你学我——鞋垫，鞋垫，纯棉的鞋垫，两块一双，五块三双！

”他跟着学：“袜子，袜子，纯棉的袜子，十五一打，三十三打！”有人笑了，

有人停下来看，有人买了一打。那天他卖了四打，挣了二十块。高兴得不行，

回去跟他爸说：“你看，挣钱了。”他爸说：“明天呢？”他说：“明天接着卖。”明天，

他进了两打袜子，卖了一天，卖了三打。后天，集市上又多了两个卖袜子的，价格比他便宜，

他卖不动了。他想了想，改卖手套。手套卖了两天，又有人跟风。他卖围巾，卖帽子，

卖暖水袋，什么都卖，什么都有人跟风。他后来想明白了，不是他不行，是他没本钱。

别人进货一卡车，他进货一麻袋，别人批发价两块，他进货价三块，他卖四块，

别人卖三块五，他就完了。他说：“等我攒够本钱，我也进一卡车。”可他攒不够。挣一点，

花一点，交朋友要花钱，喝酒要花钱，他大方，朋友来了，他抢着买单。他妈说：“你这样，

一辈子也攒不下钱。”他说：“朋友重要还是钱重要？”他妈说：“钱重要。

”他说：“你那是老思想。”1985年，他十七岁，认识了一个人。这人姓孙，

比他大十岁，在供销社上班，手里有批条。那年头，有批条就是有货源，有货源就是有钱。

老孙能弄到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都是紧俏货。老孙跟他说：“建军，你帮我跑跑腿，

我给你提成。”他说行。他跟着老孙跑了半年，

学会了怎么进货、怎么出货、怎么跟人谈价钱。老孙说：“你小子有天赋，将来自己干。

”他说：“我哪有本钱？”老孙说：“先从小做起。”1986年，机会来了。

老孙说有一批电视机，从南方弄过来的，日本货，便宜，一转手就是几倍的利润。

问他干不干。他说干。老孙说：“你有多少钱？”他把攒的两千块全拿出来，

又跟朋友借了一千五，凑了三千五。老孙说：“够了，你拿五台。”那批电视机到了，

他连夜去提货。打开箱子一看，是电视机，但牌子不对，不是日本的，是国产的，

而且质量有问题，屏幕有雪花。他懵了。老孙说：“没事，能卖，便宜点就行。”他犹豫了。

他这人，别的地方大方，但涉及到“骗人”的事，他死板得很。他说：“这不行，这是坑人。

”老孙说：“怎么是坑人？便宜货就是这样的。”他说：“那也不行，我不能卖假货。

”老孙说：“这不是假货，是次品。”他说：“次品也是坑人。”他把电视机退了。

老孙说：“你傻啊？多少人想买还买不着呢。”他说：“那我不挣这个钱。

”老孙气得骂他“死脑筋”。他跟老孙掰了。那三千五，他赔了一千。朋友的钱，

他用自己的工资还了，还了一年。他爸说：“你后悔不？”他说：“不后悔。挣那个钱，

心里不踏实。”他爸没说话，点了根烟。1988年，他二十岁。那年他爸转业了，

分到鞍钢。全家从青海搬到辽宁鞍山，一个靠钢铁吃饭的城市。他爸说：“你也进厂吧，

铁饭碗，稳当。”他说：“行。”进了鞍钢，当了一名轧钢工。鞍钢，

那是他待得最长的地方。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轧钢这活儿，苦，累，脏，热。

夏天车间里四十多度，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冬天好一点，

但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后背发凉。他的师父姓孙——又一个老孙——五十多岁，

干了一辈子轧钢。孙师父话不多，教他怎么看温度、怎么调速度、怎么判断厚度。他学得快，

三个月就能独立操作了。在厂里，他人缘好。为啥？大方。谁找他换班，行。谁找他借钱，

行。谁找他帮忙搬家，行。他从不拒绝人。工友们叫他“赵大拿”，意思是啥都能干，

啥都愿意干。他听了嘿嘿笑，说：“别叫我赵大拿，叫我赵雷锋。

”但他在厂里也有名声不好的地方——嘴太碎。干活的时候嘴不停，吃饭的时候嘴不停，

开会的时候嘴也不停。领导在上面讲话，他在下面跟旁边的人嘀咕，领导瞪他一眼，

他闭嘴三秒，又开始嘀咕。领导说：“赵建军，你有话上来说。”他站起来，说：“领导，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领导说：“坐下！”他坐下了，嘿嘿笑。1992年，

他二十四岁。那年，厂里有人开始下海。有个工友，姓刘，比他大两岁，跟他说：“建军，

咱俩去南方吧。深圳、广州，机会多。”他犹豫了。他这人，嘴上说得热闹，

真到做决定的时候，就犹豫。他说：“南方人生地不熟的，去了干啥？

”老刘说：“干啥都行，倒腾服装、电子产品，什么都行。”他说：“我没本钱。

”老刘说：“先打工，攒了本钱再干。”他说：“那万一赔了呢？”老刘说：“你这个人，

前怕狼后怕虎。”他说：“我不是怕，我是……”他说不下去了。他不是怕，他是舍不得。

舍不得鞍钢这个铁饭碗，舍不得刚交的一帮朋友，舍不得食堂的锅包肉。老刘走了。

去了深圳。后来听说在那边做电子生意，赚了不少钱。再后来，没消息了。1993年，

又一个机会。有个朋友，姓王，在南方倒腾服装，跟他说：“建军，我这边缺人手，

你来帮我。一年保底三万。”三万！他在鞍钢一年才挣两千多。他心动了。

他跟老婆说：“我想去。”他老婆李秀英说：“去什么去，孩子刚出生，你走了谁管？

”他说：“你管。”李秀英说：“我一个人管不了。”他想了想，没去。后来他听说，

老王那几年赚了几十万。他不后悔，他说：“孩子要紧。”但这话，他说的时候，

声音低了一些。1994年，儿子赵阳出生了。他高兴得不行，抱着儿子在产房外面转圈，

跟每一个路过的人说：“我儿子，八斤六两！”护士说：“你小声点！”他嘿嘿笑，

声音小了一点，但还在说。他给儿子取名叫赵阳，希望他阳光、开朗，

不要像自己这样——死板、固执、嘴上跑火车但关键时刻掉链子。儿子小时候，

他最喜欢抱着儿子出去显摆。去公园，去商场，去菜市场，见人就介绍：“这是我儿子！

”人家说：“长得像你。”他说：“那当然，我儿子能不像我？

”人家说：“你儿子比你好看。”他说：“那当然，我老婆好看。

”他老婆李秀英比他小两岁，在百货大楼卖衣服。个子不高，圆脸，爱笑，说话嗓门大。

第一次见面，她问他：“你是鞍钢的？”他说是。她说：“好单位。”然后笑了。

他就喜欢她笑。她一笑，他啥都忘了。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婚房，跟父母挤在筒子楼里。

五十平米，隔成两间，他们住小间，放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就满了。

李秀英不嫌弃，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放了一盆仙人掌。他问：“为啥养仙人掌？

”她说：“好养活，不用你操心。”他嘿嘿笑，说：“我也是，好养活。”1998年，

他三十岁。那年，国企改革，下岗潮来了。鞍钢虽然没有像东北其他国企那样大规模裁员，

但也开始“减员增效”。车间里走了不少人，有的是买断工龄，有的是内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