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还是天降？如果是你，到底会选哪一个？

程衍只是平静的问道:“那个林屿，他跟你表白了？”“我只是想说，我也喜欢你。

从小就喜欢。”1青梅竹马我叫沈栀，出生在江南一座连名字都带着水汽的小城。

我家住在那条叫柳巷的老街上，青石板路从巷头铺到巷尾，雨天会泛出温润的光。

我们家是开馄饨店的。店面不大，就摆在自家院子门口，两张八仙桌，几条长凳，

一开就是20年。我爸负责擀皮剁馅，我妈负责包和下锅，我从小负责擦桌子收碗。以及，

负责跟隔壁家的程衍吵架。程衍，这个名字贯穿了我整个人生前二十三年，

像一棵种在我家院子墙角的树。等我注意到的时候，树冠已经遮住了半边天，

根也扎进了墙基里，拔不出来，也不舍得拔。程衍家就住隔壁，两家院子只隔了一道矮墙。

那墙有多矮呢？小时候我踮起脚尖就能扒住墙头，探出半个脑袋喊：“程衍，

我妈炸了肉圆子，你要不要吃？”他总是慢悠悠地从屋里走出来，

脸上带着一丝嫌弃：“你能不能别扒着墙头，砖缝都被你扒松了。

”但他的手已经伸过来接盘子了。程衍比我大十个月，我们同一年上小学，同班，同桌。

当然不是老师安排的，是他妈去找班主任说的，说“小衍比沈家丫头大半岁，

照顾起来方便”。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照顾谁。程衍从小就话少，像一棵闷葫芦。

别的男孩子满街疯跑的时候，他喜欢坐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或者用一把小刻刀雕木头。

他的手很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雕了一只小木鸟送给我，说：“你吵起来像麻雀，这个送你。

”我气得追着他跑了三条街。但那只木鸟，我现在还收在书桌的抽屉里。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吵吵闹闹，但又分不开。我爸妈和他爸妈是老街坊，

关系好得像一家人。逢年过节都在一块儿过，年夜饭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我爸和他爸喝白酒，

我妈和他妈聊家常。我和程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抢遥控器，抢玩具，抢零食，

抢最后一块桂花糕。他抢到了从来不自己吃，举得高高的，等我跳起来够的时候，

突然松手塞进我嘴里。“笨。”他脸上带着那种极淡的笑意，像冬天窗户上凝结的水汽。

上了初中以后，我们还在同一个学校，不同班。那时候开始有人说闲话，走廊里碰见，

会有男生起哄：“程衍，你老婆来了！”他会冷着脸说“闭嘴”，然后快步走开，

耳根红了一片。我那时候也不太懂什么喜不喜欢，只是觉得，如果程衍以后娶了别人，

我应该会很难过。就像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枇杷树，如果有一天被人砍了，我也会难过。

它在那里，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想过它不在的样子。高中我们去了市里，住校，

终于分开了。他在一班，我在五班，隔了两层楼。但每个周末回家，我们还是会坐同一班公。

从学校门口坐到老街路口，四十分钟的车程，他靠窗，我坐他旁边，一人一只耳机听歌。

他总爱听些节奏沉闷的歌，而我偏爱旋律轻快的曲子。最后常常是我的耳机被他戴上，

他的耳机则挂在我脖子上我们就这样各自退让了几分，又各自坚守了几分。高二那年冬天，

有一次下大雪，公交车堵在路上，整整两个小时。车窗外是白茫茫的一片，车厢里挤满了人，

又闷又冷。**在他肩膀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把围巾解下来裹在我脖子上，

自己的手冻得通红，揣在袖子里。“你傻啊，”我嘟囔着要把围巾解下来还他，

“你自己不冷吗？”他按住我的手：“别动。你感冒了还要我帮你抄笔记，更麻烦。

”我看了他一眼，但还是没再动。围巾上有他身上的味道，洗衣粉混着一点点松木香，

很好闻。那一路，我看着车窗上的冰花，忽然想，如果这辆车一直这样开下去，

是不是也挺不错的。高三那年压力很大，我成绩中上，不算拔尖，考一本有点悬。

程衍成绩好，稳定在年级前三十。他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会到我们班来找我，

给我带一盒牛奶，帮我讲数学题。他的耐心好得不像话，一道圆锥曲线讲三遍也不会烦，

实在讲不通就换个方法，在草稿纸上画得密密麻麻。我有时候望着他的侧脸，

会不自觉地走神。他连头也没抬，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看题，别看我。

”我脸颊微微发烫，像被戳中心事般猛地别过头。“谁看你了！”我梗着脖子反驳，

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我看草稿纸呢！”他这才停下笔，捏着那张写满公式的草稿纸，

轻轻晃了晃，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哦？可草稿纸在我手里。”空气仿佛瞬间凝固，

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加速的心跳声。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变得格外响亮，

反而衬得教室里的沉默愈发尴尬。我咬着下唇，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你闭嘴。

”声音细若蚊蚋，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娇嗔。高考结束那天，

所有人在操场上撕书、大喊大叫。我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着下面一片狼藉，

忽然觉得很茫然。程衍不知何时已站到我身旁，递给我一瓶冰红茶。“考得怎么样？

”我接过冰红茶，回答道：“还行吧。你呢？”他望向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

淡淡地回了一句：“还行。”“沈栀，”他忽然叫我全名，语气有点奇怪，

“你想好报哪里了吗？”“不知道。可能……南京吧，离家近。

”他又沉默了很久：“我可能报北京。”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扎了一下，不疼，但是酸。

“哦。”我说。“你想不想让我去北京？”他转过头看向我，希望从我脸上找到答案。

我想说“不想”，但话到嘴边变成了：“你想去就去呗，关我什么事。”他没再说话。

后来他真的去了北京，我留在了南京。我们没有表白，没有承诺，

甚至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有说过。就这样，像两条在同一个源头出发的河，

在一个岔路口，各自流向了不同的方向。大学四年，我们没有断过联系。

微信上隔三差五地聊天，发发照片，偶尔视频。他学了建筑，我学了中文。

他给我看他画的素描，北京的胡同、故宫的角楼、未名湖边的银杏。我给他看我写的文章，

发表在校刊上的，写我们那条老街，写馄饨店里的烟火气，写一个沉默寡言的邻家男孩。

他看完后说：“你写得真不错。”停顿了一下，又发来一句：“那个邻家男孩，写的是我吗？

”我敲下“臭美”两个字发送过去，心跳不由自主地漏跳了一拍。寒暑假回家，一切照旧。

他还是那个闷葫芦，我还是那个叽叽喳喳的沈栀。他长高了一些，肩膀宽了，

下巴的线条变得硬朗，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还是会弯成两道很好看的弧线。

我妈开始在饭桌上旁敲侧击：“小衍有女朋友了没有啊？”他妈妈笑着接话：“没有呢，

这孩子也不知道急什么。”两个妈妈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一起看向我们。

我低头扒饭，假装没看见。程衍神色平静地夹起一块色泽红亮的红烧肉，

稳稳地放进了我面前的白瓷碗里。“多吃点，”他的声音没什么起伏，

眼神却扫过我细瘦的胳膊，“瘦得像根豆芽。”我嘴里还嚼着刚送进嘴的青菜，

闻言立刻不满地鼓起腮帮子，像只气鼓鼓的小河豚：“你才豆芽，你全家豆芽！”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程衍只是说道：“我家就三口人，加上你是四口。”我瞬间被噎得说不出话，

脸颊不受控制地发烫，只能低头扒拉着碗里那块还冒着热气的红烧肉，

假装专心致志地对付它。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在陈述事实。我愣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脸已经烧到了耳根。他妈妈在旁边笑出了声。

2千里奔赴过生日大二那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事。南京下了很大的雪，

我在宿舍里裹着被子写论文，忽然接到程衍的视频通话。我接了，

屏幕里是一大片白茫茫的雪地，镜头晃来晃去，最后定格在一个雪人身上。

那个雪人歪歪扭扭的，眼睛是两颗桂圆核，鼻子是一截胡萝卜，头上扣了一顶毛线帽。

我的毛线帽，去年冬天落在他家的那顶。“我在你们学校。”他说。我愣了五秒钟，

然后穿着睡衣拖鞋就冲出了宿舍楼。他站在操场的雪地里，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围着那条旧围巾，鼻子冻得红红的，身边是那个丑兮兮的雪人。看到我的样子，他皱了皱眉。

“你穿拖鞋出来的？零下八度你……”我扑过去抱住了他。他僵了一下，

然后慢慢地、笨拙地抬起手，拍了拍我的背。羽绒服的表面冰凉，但他的怀里很暖。

“你怎么来了？”我闷在他胸口问。“路过。”他说。我显然不信:“路过？

北京到南京一千公里，你路过？”他开玩笑的说道:“嗯，火车路过，我跳下来的。

”我笑了，笑着笑着又觉得鼻子酸。推开他，瞪了他一眼：“你骗鬼。”他也笑了，

耳朵红红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周有四个设计作业要交，

通了两晚的宵赶完了。买了张硬座票，坐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来南京，就为了在我生日那天，

当面说一句“生日快乐”。他待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又坐火车回去了。

临走的时候在火车站，他塞给我一个盒子。我打开看，是一只木雕的小猫，蜷成一团在睡觉，

憨态可掬，每一根胡须都雕得精细。“你说想养猫，宿舍不让养，先养这个。”他说。

我看着木雕，惊讶的问道:“你什么时候雕的？”他看着我平静的说道:“没时间雕，

只有通宵的时候顺便……”我抬起头疑惑的问道:“你通宵做作业还雕这个？”他别过头去，

看着候车大厅的电子屏，假装在看车次信息。“走了。”他拎起背包，

头也不回地走向检票口。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很想喊住他。喊什么呢？

喊“你别走了”，还是喊“我喜欢你”？我什么都没喊出来。他走到检票口的时候，

忽然回过头来，隔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像是一个错觉。

但我记住了。我记了很久。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小城。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

而是因为我爸妈的馄饨店出了点问题。我爸的膝盖不行了，站不了太久，

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想了想，干脆回了家，一边帮忙打理店里的事，

一边在网上接一些文案写作的活儿。老街还是那条老街，青石板路被磨得更光滑了，

巷口的老槐树又粗了一圈。我们家馄饨店的招牌褪了色，

“沈记馄饨”四个字只剩下隐隐约约的轮廓，但生意还不错，来的都是老主顾，

吃了几年的那种。程衍没有回小城。他毕业后进了北京一家建筑设计院，工资不高，

但前景不错。他妈妈偶尔会跟我妈念叨：“这孩子，让他回来考个公务员多好，

非要在北京漂着。”我妈就劝：“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就别操心了。

”然后转头对我说：“你看人家小衍多有出息，你天天在家混日子。

”我涨红了脸:“我哪有混日子！我在帮你干活！”“帮**活算什么出息。

”我气鼓鼓地不说话了。其实我知道，我妈不是真的嫌我没出息。她是担心我。

小城里的女孩子，二十三岁，没对象没工作（她眼里在家写稿不算正经工作），

整天窝在馄饨店里，身上一股子葱花味。邻居阿姨们来吃馄饨的时候，

总是用一种微妙的眼神看我，欲言又止。“栀子啊，有男朋友了没有啊？”“还没有呢。

”“哎呀，也该找了，女孩子家家的——”我妈就在旁边笑，笑得有点勉强。我不是不想找。

只是怎么说呢，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我们之间隔着一千公里的距离，

隔着他从不言说的沉默，隔着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和说不出口的喜欢。

程衍每个月都会给我发消息。不多，三五条，有时候是一张照片。北京的天空，他养的绿萝，

办公室窗外的晚霞。有时候是一句话:“今天降温了，多穿点”，“别太累，少干点活”。

我每条都回，有时候回得很长，絮絮叨叨地跟他说店里的琐事。

今天来了个客人要了五碗馄饨，张大爷家的猫又生了三只小猫，

巷口的老槐树被风吹断了一根枝丫。他每条都看，每条都回，虽然回得很短。“五碗？

你爸的手艺还是那么好。”“猫的名字想好了吗？”“枝丫别自己去捡，会砸到头。

”我们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联系着，像一杯泡了太多次的茶，还有颜色，但味道已经很淡了。

可我就是舍不得倒掉。3林屿直到林屿出现。林屿是夏天来的，准确地说，是七月中旬，

一年中最热的那几天。知了在槐树上叫得人心烦，馄饨店的生意到了下午就冷清下来，

我趴在收银台上打瞌睡。直到门口的风铃响了。“你好，还有馄饨吗？”我抬起头，

看到一个很高的男生站在门口，逆着光，看不清脸。他穿着一件白T恤，

背着一个很大的登山包，风尘仆仆的样子，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我抬起头问道:“有。

鲜肉、荠菜、虾仁，你要哪种？”“鲜肉的。”他走进来，坐在靠墙的位置，

把背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长出了一口气。我下了厨房，给他煮了一碗馄饨。

端过去的时候才看清他的长相，很好看。不是程衍那种清冷寡淡的好看，而是另一种，

温暖的、明亮的，像夏天傍晚的夕阳。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

笑起来的时候会弯成月牙的形状。“你是外地来的吧？”我把馄饨放在他面前，

随口问了一句。“嗯，从上海来的。”他接过勺子，尝了一口，眼睛亮了，“很好吃。

”“那当然，我们家开了二十年了。”“不止二十年吧，

”他抬头看了看墙上斑驳的奖状和照片，“那张照片里你爸妈抱着你，你看起来才两三岁，

现在都……”他看了看我，及时收住了话。我疑惑的问道:“都什么？

”他说道:“都长这么大了。”我被他一本正经的语气逗笑了。他叫林屿，上海人，

二十五岁，是一名城市规划师。他说他接了一个项目，在小城做古城改造的调研，

要在这里住三个月。“古城改造？”我皱了皱眉，“你不会要把老街拆了吧？”“不是拆，

是改造。保留原有的风貌，改善基础设施。”他看着我紧张的样子，笑了，“你放心，

柳巷是重点保护街区，不会动的。”我松了口气。从那以后，林屿就成了馄饨店的常客。

他住在老街尽头的一家民宿里，每天早上出门调研，中午回来吃一碗馄饨，下午继续出去，

傍晚再来一碗。“你一天吃两顿馄饨，不腻吗？”第三天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不腻。

”他认真地说，“而且你家的馄饨，一天不吃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不解的问题:“你说话一直这样吗？”对方却只是坦然地笑了笑，

眼神里满是认真:“这是实事求是。”我被噎住了。林屿和程衍是完全不同的人。

程衍像一棵树，沉默、稳固、不言不语地站在你身边，你需要抬头才能看到他的全貌。

林屿像一阵风，温柔的、流动的、无处不在的，你不需要刻意寻找，他就在你身边，

带着远方的气息。他会跟我聊很多有趣的事情。他在同济学的是城市规划，去过很多古城，

见过很多有意思的人。他说他之前在云南待了一年，帮一个古镇做保护规划，

住在当地一个纳西族老奶奶家里，学会了做一种很好喝的酥油茶。“你下次来，我做给你喝。

”他说。我问道:“你不是只待三个月吗？”“三个月也够做一次酥油茶了。

”他的眼神很坦荡，坦荡到我不好意思多想。但慢慢地，

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他来店里的时间。中午十一点半，傍晚五点半，他推门进来，风铃响，

我抬头，心跳会不自觉地快半拍。他会带一些小东西给我，调研路上摘的野花，

老街坊塞给他的橘子，一本他觉得我会喜欢的书。有一次他带了一盒马卡龙，

说是在上海的朋友寄来的，“女孩子应该都喜欢吃甜的”。我接过来的时候，

手指碰到他的指尖，他没什么反应，我自己先红了脸。“你很爱脸红。”他观察力很好。

我狡辩的说道:“我热的！三十八度！谁不脸红！”“也是。”他笑着递过来一张纸巾，

“擦擦汗。”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馄饨店、林屿、程衍隔三差五的消息，

构成了我二十三岁夏天的全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继续下去，平平淡淡，安安稳稳。

直到有一天，程衍回来了。他回来得很突然。那天是八月初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店里算账，

林屿坐在对面的桌子上用电脑整理资料。他已经习惯在店里待着了，说这里的氛围比民宿好，

“有烟火气”。门口的风铃响了。我抬头，看到了程衍，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

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拎着一个行李箱，风尘仆仆。他瘦了一些，颧骨的线条更明显了，

但眼睛还是那样，安静地看着我。“我回来了。”他说。语气平淡得像他只是出门买了个菜。

我手里的笔掉了，惊讶的问道:“你……你怎么回来了？”“辞职了，回来找事做。

”他走进来，目光越过我，落在了林屿身上。林屿也抬起头，礼貌地朝他点了点头。

两个男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了一下，很短，但我捕捉到了。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敌意，

更像是一种审视，一种心照不宣的打量。“这是……”程衍问我。我连忙解释到:“哦，

这是林屿，上海来的城市规划师，在咱们这儿做调研。他经常来店里吃馄饨。

”然后我转向林屿：“这是程衍，我……隔壁邻居，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好。

”程衍笑着伸出手。“你好。”林屿站起来，也笑着跟他伸出手。两只手交握了一下，

很快就松开了。但我注意到，程衍的手指微微收紧了。那天晚上，

程衍的妈妈做了一大桌子菜，叫我们全家过去吃饭。两张桌子又拼在了一起，像小时候一样。

他爸和我爸喝白酒，他妈和我妈聊家常，程衍坐在我旁边，安静地给我夹菜。

“你在北京……好好的，怎么突然辞职了？”我小声问他。“想回来了。

”他夹了一块糖醋排骨放进我碗里，“北京太大了，待着没意思。

”我还是继续追问道:“那建筑设计院的工作呢？你不是说很喜欢吗？”他沉默了一会儿，

说：“喜欢的可以有很多，但重要的只有一个。”我不明白自己的心意，

但心跳莫名地加速了。吃完饭，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矮墙上乘凉。老街上很安静，

只有蟋蟀在叫。头顶的丝瓜藤垂下来，在月光下晃来晃去。“那个林屿，”程衍忽然开口，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我被他说的话呛到了，“你胡说什么？

”“他看你的眼神不对。”程衍的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出了一丝紧绷，“一个城市规划师，

做调研，天天待在馄饨店里？”我小声解释道:“他只是在店里工作而已……”“沈栀。

”他转过头看我，月光落在他脸上，眉眼如画，“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回来？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来。

但最后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说：“算了，不逼你。早点回去睡吧。”他从矮墙上跳下来，

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明天早上我去店里帮你。”我疑惑的问道:“帮我？

你会包馄饨？”他只是认真看着我说道:“不会。我可以学。”第二天早上六点，

他就出现在了馄饨店门口，穿着一件旧T恤，袖子撸到肩膀上，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

我妈看到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小衍来了？来来来，我教你包馄饨。

”他就真的站在那里学了起来。他的手很巧，毕竟是学建筑的，做模型练出来的手艺。

包出来的馄饨比我包的还好看，褶子整整齐齐的，像一朵朵精致的小白花。

“你包得比栀子好。”我妈毫不客气地评价。“妈！”我猛地抬起头，脸颊瞬间发烫。

程衍嘴角微微翘起，没说话，但那个表情分明在说“听见了没有”。林屿中午来的时候，

看到程衍在店里帮忙，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笑容。“今天有什么馅的？”林屿问我。

“鲜肉和荠菜。”我说。“那各来一碗。”林屿笑着说道。

我有些惊讶地挑眉“你一个人吃两碗？”“今天走了一天，饿坏了。”他坐在老位置上，

打开电脑，开始工作。程衍站在旁边擦桌子，偶尔会往林屿的方向看一眼。林屿察觉到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