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我爸用皮带抽了我三十七下。我数着的。每一下我都数着,
因为只有数清楚自己挨了多少下,我才不会疯。他抽完最后一皮带,喘着粗气坐回沙发上,
对我仰着满是鼻涕眼泪的脸说了一句——“打你是为你好,等你大了就知道了。
”我今年三十七岁。我爸躺在他那间朝北的小卧室里,浑身上下插着三根管子,
连翻个身都需要我帮忙。他有一天用含糊不清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帮他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我走到他床边,弯下腰,用他当年一模一样的语气说了三个字。“为你好。
”他不记得这句话了。但我记得。我记得他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
这辈子只有我一个人在帮他回忆。
我用了三十年才把一个信念彻底焊进他们骨头里——当年你们怎么爱我,
我如今就怎么爱你们,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一、苹果与皮带我叫陈述,
“陈”是我爸的姓,“述”是陈述的述。
我后来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取名叫“陈述”。
一个穷人家庭没必要给孩子取什么有深意的名字,
大部分人取名字的标准只有一个:别太难写,别被街坊邻居笑话。
我爸当年在派出所上户口的时候,户籍警问他孩子叫什么,他大概想了两秒钟,
那时候电视里正在播一个法律节目,主持人说了一句“请当事人陈述事实”,
他觉得“陈述”这两个字听起来有文化,就报上去了。
这也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替我做过的事——用一个随口捡来的名词,
给了一个他根本不想要的女儿。我记事很早。
早到很多人不相信一个孩子能从两三岁开始记住事情,但我确实能。
我记得我们家住在县城边上一栋自建的二层红砖房里,
一楼堆满了杂物和一辆永远修不好的摩托车,二楼两间房——大的那间是我爸妈的卧室,
小的那间隔壁是厕所,本来是个储物间,塞了一张折叠床,就是我的房间。窗户只有半平米,
对着邻居家的墙壁,一年四季见不到太阳。我也记得我爸第一次打我的情景。那年我四岁,
刚学会自己用筷子,吃饭的时候夹滑了一颗花生米,它蹦到桌上的白菜汤里,
溅了几滴油在他手背上。他停下筷子看着我,表情不是愤怒,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
那表情像一个人发现碗里的米是生的,需要把锅端起来重新煮。他放下筷子,
反手给了我一巴掌。不是象征性地拍一下,
是成年人用了七八分力气、手掌带着风声落到一个四岁孩子脸颊上的巴掌。
我从椅子上翻了下去,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耳朵里嗡的一声长鸣,
天花板上的灯泡晃成了两个。我妈坐在旁边,从头到尾没有抬头。她端着碗继续吃饭,
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嚼着,像这件事跟她完全没有关系。从那以后,挨打就成了我的日常。
原因五花八门——有时候是因为吃饭掉了米粒,有时候是因为走路声音太大吵到他午睡,
有时候是因为我忘了给热水瓶里续水,有时候是因为我考了第二名而不是第一名。
更多时候根本不需要原因。他下班回来心情不好——挨打。他跟我妈吵架——挨打。
他打牌输了钱——挨打。他打人的工具有很多种。最常用的是皮带,双层牛皮的那条,
抽在背上会发出一声闷响,皮肤先白后红,最后肿成一条手指宽的棱子。其次是衣架,
塑料的一下就裂,所以他后来专门买了个不锈钢的。再次是直接上手——耳光、拳头、脚踹,
视他当时的愤怒程度和体力而定。但他最常用的,永远是那件事——让我跪着。
跪在客厅的水泥地上,跪在厕所的瓷砖地上,跪在大门口的门槛上。
最长的一次跪了四个多小时,膝盖肿得脱不下裤子,
我妈拿热毛巾敷了半天才把裤腿从伤口上揭下来。邻居路过的时候他会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问我怎么跪在那儿,他笑着摆摆手——“小孩子不听话,罚她长记性。
”我妈有时候也会参与。她不用皮带,不用衣架,她的武器是语言。
她会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说“你越长越像你爸,
看了就烦”;会在我拿了奖状回来的时候把奖状撕成两半扔进垃圾桶,
说“拿这种东西有什么用,你爸又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考第一他也不给你加生活费”;会在我来例假肚子疼的时候说“忍一忍,
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就你矫情”。她不像我爸那样动手,
但她知道怎么让一个孩子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很多年后我学心理学,
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情感忽视”,是比殴打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暴力。它不会在皮肤上留疤,
但它会把一个孩子心里所有的支撑点一个一个抽掉,直到你站在空荡荡的正中央,
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我七岁那年,发生了一件让我真正记住一辈子的事。那年春节,
我爸单位发了一箱苹果。过年那几天家里人来人往,苹果被吃得只剩下两个。
我爸把这两个苹果放在冰箱顶上,跟我说不许碰。大年初四下午,我在家里写寒假作业,
我爸我妈出门串亲戚。我写累了想吃东西,发现厨房里什么能直接吃的都没有。
我盯着那两个苹果看了很久,最终搬了张凳子爬上去,拿了一个。洗了三遍,擦了三遍,
然后站在厨房里一口一口吃完了。苹果很甜,但我吃得像嚼蜡,因为我知道他会发现。
晚上他们回来,他往冰箱顶上看了一眼。“陈述。”“嗯。”“苹果少了一个。
”“……我吃了。”他没说话,走到门后面取下那条双层牛皮的皮带。
“我有没有说过不许碰?”“说过。”“那你就是明知故犯。”他让我跪在客厅中央,
把裤子褪到膝盖。然后那条皮带落了下来,一下接一下。声音很大,邻居家的狗开始狂吠,
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从头到尾没有转过来一下头。我数了。每一下我都数了。
因为我发现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数字上,疼痛会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一、二、三、四、五、六、七。他的皮带断了。不是皮带扣环那里断了,
是皮带本身从中间撕裂,可想而知用了多大力气。他看了看手里的半截皮带,扔在地上,
去房间拿了个不锈钢衣架出来。八、九、十。衣架也弯了。他累了,喘着粗气坐回沙发上。
我跪在地上,浑身的肉在跳着疼,但我一滴眼泪都没流。不是不想哭,
是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哭声只会让他更兴奋。他不喜欢我哭,但他享受把我打哭的过程。
如果我不哭,他会觉得自己输了。我不能让他赢。他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
然后说了一句我决定用一辈子来回报的话。“打你是为你好。等你大了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不敢仰卧,**和大腿全是紫红色的肿痕,像被泼了一桶油漆。
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没有停过。我把脸埋在枕头里,
对自己说了一句话:“陈述,你要活到大。你活到大,你就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二十九年后,我活到了应该“知道”的年纪。躺在北卧室里的那个男人大概从来没有想过,
这句“为你好”他会从女儿嘴里重新听回来,原话奉还,音调都不改。
二、逃离与归来我十二岁那年,我弟弟出生了。他叫陈耀,光宗耀祖的耀。
这个名字是我奶奶取的,她特地从乡下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来,抱着她唯一的孙子,
眼睛笑成一条缝,对我爸说:“这个孩子得好好养,以后要光宗耀祖的。
”她转头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笑容收了一半,对我爸说:“大的那个也养了这么些年了,
人品不行就算了,别回头把弟弟带坏了。”我爸点了点头。他没说一句“她也是我女儿”。
一个字都没有。他就点了点头,像在确认一张过期食品的报废单。从那以后,
我和弟弟被分配了完全不同的出厂设置。陈耀是正品,
放在柜台里用红丝绒铺着;我是残次品,随手搁在库房角落落灰,
想起来的时候就拎出来骂一顿出出气,忘了的时候就任我自生自灭。
陈耀的童年是我爸用二十斤父爱硬生生堆出来的。
他从小到大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游戏机、遥控车、品牌运动鞋。
我爸给他报了最贵的补习班,每天骑电动车接送,风雨无阻。他考了倒数第三,
我爸拍着他的肩膀说“没事,男孩子开窍晚,下次努力就行”。
他把我妈推到墙角磕破了后脑勺,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我爸先把我骂了一顿——“你怎么看着弟弟的?”而我只要出现在饭桌上,
我爸的话题就只剩一个:“你看你弟多机灵,你哪点像他?
”“当姐姐的怎么不知道让着弟弟,你比他大八岁,你白活了?”“我警告你,
以后你弟要是出息了你不许去沾他的光,听见没有?”每次我听到这些话,
都会想起他丢在那条沙发角落里的半截皮带。
那些话当然不会在我身上留下肉眼能看见的棱子,但它们每一下都落在同一个地方,
落在同一个从四岁就开始结痂的秘密伤口上。我十六岁那年夏天,
用一场事先毫无迹象的离家出走,结束了我在这个房子里所有的表演。
我在一个周三的早上背着一只塞满换洗衣物的书包出了门,没有留字条。
抽屉里存了快三年的压岁钱一共八百四十块全部带在身上,
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进了县城长途站,买了一张去南方的大巴票,没有目的地,
只要离那个小县城越远越好。到了广东之后,我用捡来的身份证进了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
每天坐在传送带前面焊电路板上的电阻,一坐就是十二个小时,两班倒,
手上全是松香和锡渣,晚上躺在八人宿舍的铁架床上,头顶的吊扇嘎吱嘎吱响,
但我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个念头都是同一个——终于没人打我了。
后来我从那家电子厂跳到了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做跟单,又跳到了另一家更大的做供应链管理,
一步一步往上爬。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砸在了一件事上——赚钱。
不社交、不恋爱、不娱乐、不休假。同事们以为我是“拼命三娘天生的工作狂”,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除夕夜都主动申请加班。我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
因为我心里清楚得很,迟早有一天,我要用这笔钱买回我欠了自己十六年的那份公道。
二十四岁那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外贸公司,三个人起家,
在最便宜的写字楼隔断间里打越洋电话找客户。三十岁那年,我在市中心买下了第一套房。
三十二岁那年,我又买了一套,更大,
专门用来实施我十六岁那年就在脑子里画好图纸的计划。而这十六年间,
陈耀长成了一个一事无成的成年人。他没考上大学,我爸花钱让他读了个民办专科,
他辍学了。我爸又托关系给他找了份工作,他干了三个月嫌累不干了。他结婚,
我爸把养老钱掏出来给他付了首付。他离婚,房子被前妻分走一半,
我爸又把剩下的存款拿去给他填窟窿。他欠债,他换工作,他再欠债,这个循环永远在转,
我爸像一台没关阀门的提款机,一直在往外吐钱。与此同时,我妈老得很快。
长年的操劳和压抑让她不到五十岁就白了半边头,脸上爬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她依然沉默,
依然不看我的眼睛,依然在我偶尔打电话回去的时候用最少的字回答最多的问题。“妈,
你身体怎么样?”“还行。”“弟弟还在家吗?”“嗯。”“需要钱吗?”“……不用。
”她说不用的意思,就是需要。我从十六岁那年起就明白,
她的拒绝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索取。我不会主动给,除非她开口。我不是一个心狠的人。
我只是在用他们教我的方式,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在我三十二岁那年深秋,
那个日子比我预想中早了不少——我接到了老邻居刘婶的电话。她开口之前犹豫了好几秒,
像是那句话被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回不去,最后还是咬咬牙吐了出来——“小述,你爸中风了。
半身不遂。现在在医院躺着。”“严重吗?”“大夫说……恢复不了太多,
以后可能都得人照顾。”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窗外是市中心的车水马龙,
霓虹灯刚刚亮起来,整条街像被谁泼了一桶发光的颜料。我心里出奇地平静,
那口堵了快二十年的东西突然松了一下,像冰面上出现了一道极细的裂纹。“哪家医院?
”我拿起车钥匙。我开车回了老家。那个我十六岁逃离的小县城,街道宽了一些,
多了几栋电梯房,
味没变——炸鸡排的油烟、下水道的腥味、老菜市场摊子上烂菜叶发酵出的那种甜腻的馊味,
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我爸住在县医院五楼的神经内科病房,六人间,靠门的位置。
他瘦了很多,左半边身子完全不能动,左胳膊软塌塌地垂在床沿,手指卷成鸡爪状。
他的脸也是歪的,左眼有些睁不开,嘴角往下耷拉着,一说话就会淌口水。看到我进来,
他愣了很久,右眼努力聚焦了三四秒,然后迅速移开,看向窗外。“你来干什么。
”声音沙哑,语气和十六年前一模一样。他甚至没有先问一句“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接你回去。”我说。他转过头看着我,那只还能动的右眼里闪过一丝警惕。“回哪儿去?
”“我家。”“不去。”“你确定?你靠陈耀来照顾你?”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病房走廊的脚步声来来去去好几拨才开口——“他会回来的。”“他欠了二十七万网贷,
跑路了。人现在在哪没人知道。”这句话是从我妈嘴里说出来的。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保温饭盒,
脸上的表情像一张被反复揉搓过的旧报纸,所有的字都糊了。
我爸中风后她不得不重新回到他身边,不是因为原谅,
而是因为周围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做妻子的本分”。
我看着她——这个在我记忆中永远低着头、永远不敢看我的女人,现在也不敢看我。
“你跟我一起走。”我对她说,“我养你。”这不是孝顺,这是我对她最后的测试。
她如果能当着我的面说一句“当年对不起你”,这条链子也许还会断在半途。可她没有。
她低下头,用我六岁时就见过的那副姿态攥着饭盒的边缘,说了句:“我走了谁管你爸,
他在医院没人看会死的。”我点了点头。测试结束。测试结果:你们没有变,
也不能指望你们变。那好,接下来就按你们的规则来——规则是你们亲手写进我骨子里的,
现在我只是把它逐行执行一遍。我把我爸接回了省城,住进了我专门买的那套房子。
三、以牙还牙那套房子,是我三十二岁那年特意买的一楼单元。说实话,
一楼在南方城市并不好卖,潮湿是最大的硬伤,回南天水珠能从墙壁里面往外渗,
楼道里都泛着一股霉味儿。但我就是看中了它在一楼,
因为它带一个朝北的、二十平的小院儿,
而小区一楼都统一把北面的卧室留给保姆或者储物——那间屋子一年四季没有一丝太阳直射,
一扇小窗开出去正对着隔壁的车库墙壁,空气潮湿,光线昏暗。
我小时候住的那间储物间也是朝北的。我现在不过是原样还给他。我爸搬进去那天,
所有的护理设备一应俱全。电动护理床、防褥疮气垫、床边护栏、呼叫铃,
护工是持证上岗的,每天准时过来翻三次身、擦一次澡、清理大小便。
住院时医生说他的褥疮已经一期了,再不清创就会烂到骨头,
我出院第一件事就是把护工排班排满,每周复诊记录签字存档——我甚至拉了一张表格,
每一项护理指标后面都留了备注栏,比我公司财务的月报还整齐。一日三餐严格按照医嘱。
吃的东西——红烧肉、回锅肉、酱肘子、油炸花生米——从那以后再也没出现在这间屋子里。
主食是杂粮糊糊,蛋白质靠水煮蛋和清蒸鱼,蔬菜全部打成流质,倒进他歪斜的嘴里,
他会下意识用舌头顶出来。流食顺着下巴流到脖子,护工会用毛巾替他擦,擦完再喂下一勺。
一周三次康复训练。理疗师上门,掰他那只鸡爪状的手指、寸步难移的左脚,
每次都痛得他嚎叫。康复师问我要不要减强度,我说不减,按标准来。“减了强度就是害他。
现在最怕的就是肌肉萎缩、关节挛缩。”康复师低头看了看表格,大概觉得哪里不对,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因为我说的是教科书原文。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东西,
他每天吃了什么、翻了几个身、康复动作做了几组,
全都有护工签字、有表格存档、有据可查。我可以把任何一张表格摊在任何一个亲戚面前,